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电影《卡廷森林》
　　
　　凤凰网消息称：4月18日上午11时许，新疆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晚报》2名记者采访“田字路工程”，遭遇铲车“意外碾压”，一死一伤。死亡的年轻女记者名叫代璐，刚入职2天就不幸遇难，重伤的记者名叫陈爱英，仍在抢救中……
　　
　　在此之前，这种惨案已经多次发生：3月27日，河南中牟县村民宋合义为保护承包土地，被施工单位铲车碾死。3月30日，湖北巴东县村民张如琼为保护承包土地，找施工单位理论时，被施工人员拖至水泥罐车下，项目经理亲自驾车压了过去，其上半身当场压扁，双肺飞出去两米多远，惨不忍睹。4月3日，四川西昌市太和镇麻柳村村民宋武华，遭开发商碾压致死。4月15日下午4点左右,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董家营乡大甲赖村发生一起推土机轧人致死事件。
　　
　　在举国官媒都在聚焦非洲野牛迁徙和美国波士顿事件时，短短一个月时间，中国竟然接连已经有5人惨死于车轮之下，这些极其可怕的人为灾难几乎都遭到官方垄断的媚体封杀。与前些年层出不穷的“宝马撞人”案不同，这些重型工程车辆独特的低速度和远离人群的作业环境使其根本不具有意外交通“车祸”的可能。就这些惨案的受害者而言，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身份：除过代璐是记者，其余无一例外都是中国社会底层最受欺凌和最不受法律保护的农民。这让人不能不想起4年前惨死于车轮之下的中国村长钱云会。
　　
　　2010年12月25日，浙江温州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53岁的村长钱云会脸朝下，被一辆大型工程车轧断了脖颈。此前政府征用寨桥村146公顷农地，未支付补偿款。民选村长钱云会为此带领村民踏上了上访的不归路。其间先后3次被关入政府监狱，但所有的迫害被没有使他屈服。
　　
　　“据目击者说被几名大汉按在道路上，缓慢地用车辗死了。正如你们已知的信息：他死时，道路上的监视器恰恰坏掉了，肇事司机迅速转移了，大队执盾牌、穿威武制服的人如神兵天降，把村民分割包围，还有一些穿着黑衣黑裤的家伙迅速移动着……这个事故和大家已知的很多故事一样，结论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有司正在处理中。”（李承鹏）
　　
　　钱云会惨案一时之间震动全国，甚至由网友组成的公民调查团也介入其中，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不了了之，一切罪恶到了最后都会沦为权力的魔术。
　　
　　现在看来，钱运会事件无疑是一个不幸的序幕。被巨型车轮碾碎的一个人是如此悲惨，其身首异处的惨状足以使任何人为之震惊，这种残忍和野蛮，即使兽类也不会制造出这种惨况。这已经不是什么谋杀，而是超越人类一切底线的残酷处决和屠戮。无论什么时候，权力与暴力常常是一回事。将人类所有的尊严和伦理都摁在轮子下面，然后看着这一切都变成模糊的血肉……这种暴力化的权力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力量，一切都已超越恐怖和残忍边界。此类惨案的接连发生，足以让每个人对自己所身处的这个现实感到骇然，这是怎样的噩梦中的中国。
　　
　　现代机械刚刚进入中国之时，人们就对其沦为权力的杀人武器感到忧虑。对权力来说，没有比轮子更切贴的象征物，用轮子杀人更加具有文化上的隐喻，一个在巨轮之下垂死挣扎的人是怎样的微不足道。权力的邪恶在钢铁轮子的转动中变得无坚不摧。
　　
　　回顾现代中国的早期历史，人们对轮子这种杀人武器充满警惕。民国八年（1919年）5月24日的《大公报》报道：
　　
　　自社会日趋奢靡，凡达官伟人，以及稍有几文臭钱者，莫不鄙视人力马车，而以高坐汽车为阔绰。驾驶者又夙无经验，恃其坐主之有势力财力，横行乱聘，在坐车者自觉御风而行，非常得意。而贫苦人民，步行街头，被蹂躏于飞轮之下者时有所闻，良可痛也。今闻警察厅已严定规则，实行取缔。俾豪暴者知所儆惧，稍戢其游戏杀人之野心，是亦慎重生命之一道也。
　　
　　从张金柱事件到钱云会事件，中国社会越来被碾压在权力的轮子底下，社会结构的权力分层使农民沦为彻底的弱者，不愿放弃最后家园的农民遭到灭顶式的屠戮。比起枪炮刺刀来，坦克化的重型机车终于成为权力最为便捷的杀人武器，因为轮子的存在，一场谋杀甚至屠杀最后只是一场轻描淡写的“意外”“车祸”，抑或“交通事故”。只要你支付得起这种杀人方式的轻微代价。杀人就比打猎具有更高的权力快感和经济回报。在一个法治与道德双重贫困甚至缺失的中国，轮子成为沦落到社会底层的人们头顶最可怕的诅咒。
　　
　　从某种意义上，与其说轮子在杀人，不如说权力在杀人，法律在杀人。在中国当下的法律框架下，以轮子合法杀人的“宝马效应”还将继续发展深化，并将这种不正义愈演愈烈。不受杯葛的权力用轮子杀人的罪恶将成为一种常态，而且随着贫富差距加大，杀人的成本和代价将会进一步降低。对一些穷奢极欲的富人来说，杀人将越来越成为一种街头游戏，它甚至比CS更便宜、更刺激，杀人不再是罪恶，而只是一种错误和游戏。杀人的代价不过是赔偿一辆汽车或者几头猪的价钱，这种代价并不比高尔夫球会的VIP会员卡高多少，正好体现了一种权力的荣耀与崇高。
　　
　　泰戈尔曾经慨叹道：“感谢上帝，我不是一个权力的轮子，而是被压在这轮下的活人之一。”在中国，这句话唯一的改变是从“感谢上帝”变成“感谢领导”。在傲慢的权力语境中，每一个中国公民不过是大象眼中的蚂蚁。没有公民的中国，“蚁民”是中国人共同的名字。当权力堕落为滥杀无辜的暴力，这已经不是一个耻辱，而是一场灾难。
　　
　　从钱云会到宋合义、张如琼和宋武华，这些轮子制造的惨案无疑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隐喻，无数底层民众被活活轧死在国家机器的车轮下；他们不是国家的“公民”，而是被称为奴隶一般的“老百姓”；这些“草民”既无法抗争，又无法言说，只能徒劳地在巨大的车轮下做垂死前的挣扎。当世界和无知的人们为巨大的中国轮子越滚越快而欢呼时，没有人愿意低头去看轧在轮子下面的无数尸骨。
　　
　　人们总是向往着天堂，当天堂的门在身后砰地一声关上时，却总发现自己身在地狱。很多年前，张恒曾经哀伤地唱道：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短短30年时间，中国就从步行时代进入轮子时代，轮子成为暴富中国最崇高的图腾，从此中国人被分为轮子上的人和轮子下的人。
　　
　　100年前，美国人拥有了轮子，并把权力关进了法律的“笼子”——这就是公民权利，最后成就了一个轮子上的美国；100年后，中国人得到了轮子，却没有得到公民权利，被关进笼子的是人而不是权力，最后成就了一个轮子下的中国。100多年前，无数中国“猪仔”来到美国，将自己变成火车轮子下一根根沉默冰冷的枕木。梭罗警告轮子上的美国人说，每一个枕木都是一个中国人的冤魂。100多年后，无数钱运会正被活活轧在权力和金钱的轮子下慢慢死去。
　　
　　说明：
　　
　　本文部分内容来源于《历史的细节：马镫、轮子和机器如何重构中国与世界》（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