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是民国的开端，而1911年前的十年，中国的政治战场上活跃着三股力量——清朝皇族、立宪派和革命派。实力最为强大的自然是清朝皇族，也就是当时清政府的主导者，而作为推动民国建立的主要政治力量之一的革命派，早年在清政府的打压之下，只能以暗杀手段打击清政府的统治。

　　有关革命党人刺杀清朝官员的传奇有很多，1900年史坚如为响应起义刺杀两广总督德寿，奏响了革命党人暗杀风潮的序曲。随后的几年内，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极为频繁，影响较大的有吴樾谋炸五大臣案、汪精卫等谋炸摄政王载沣案等，汪精卫也正是因为这起影响极大的爆炸案崭露头角登上民国政坛的舞台。

　　随着辛亥革命的进行，这些革命党人的事迹广为流传，在传统的历史叙事观点中，有关革命党人暗杀风潮兴起的原因，只是简单地认为这是革命志士推翻暴政的英勇之举，却没有挖掘出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

　　大手笔悬赏立宪派人头

　　暴政之下的人民往往在推翻暴政的过程中，有意无意间复制施暴者的某些行为，革命党人风起云涌的刺杀热潮正是这种历史现象的具体体现，正是清政府的暗杀活动开这一时期暗杀风潮之先河，只是由于它比革命党人的暗杀手段更加隐蔽，舆论报道很少，所以鲜为人知。

　　其实最早遭到清政府大规模暗杀的并不是革命党人，而是立宪派，也就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梁启超逃离海外，继续进行改良主义宣传。清政府认为其有碍社会“和谐”，但是康梁又不在国内，清政府的力量鞭长莫及，清政府的统治者一看这情况白道力量是玩不转，咱就用黑道办法，于是动用了两样东西——“花红”和“赏格”。

　　看是两个名词，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高额悬赏两人的人头，而清政府对此毫不避讳，1899年追捕康有为梁启超的上谕在《光绪朝东华录》中可以找到。[1]悬赏十万两白银，真是大手笔啊，从1899年到1900年，康梁二人四处逃窜，几次暗杀都是在死士的保护下才得以幸免。

　　这事是慈禧给李鸿章下的懿旨，然后由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督办的，为此英国的香港总督卜力曾向李鸿章说情。李鸿章打了一个漂亮的太极，说他曾拒绝过一个行刺康有为的建议，把卜力应付过去了，结果回头却把北京给康有为的头颅订下来的十万赏格增加了四万两。[2]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许多贪财的国人以及洋人见财起意，纷纷配备枪弹匕首准备拿康梁的人头领取赏金。[3]

　　不仅如此，为了杀了康梁，即使与倡导革命的孙中山合作也在所不惜。而孙中山对此的态度一直不是很明朗，1900年6月孙中山和刘学询进行了接触，并派“宫崎等人赴广州与刘学询会谈。孙中山此时的计划有“靠敌吃粮”的意思，并且提出“贷款十万元”，刘学询当即答应给与五万元，并且第二天就让儿子送来。[4]

　　清政府同时动用了政府资源和外交手段进行干预，并收买外国密探。康有为和梁启超刚开始在香港，在港督交涉失败、刘学询组织刺杀未成之后，香港政府驱逐二人出境，本来要去美国，但在清政府的运作下美国拒绝二人入境，只好逃到了新加坡。

　　在新加坡二人也险死还生，后来由于义和团运动失控以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清政府已经无暇顾及康有为和梁启超，所以二人才逃过一劫。

　　孙中山的花红水涨船高

　　相比于康有为和梁启超，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被清政府用“花红”和“赏格”索命的历史更悠长。从1894年11月（清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领导创建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檀香山兴中会起，他就正式开始了职业革命的生涯。而清朝政府从第二年即1895年10月起，就开始不断发出密谕，跟踪追捕孙中山。

　　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就对孙中山、杨衢云等革命派领导人悬赏花红。清朝政府发布的缉捕孙中山密谕，主要是上谕和电报。比较集中时间，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十二年（1896年）、二十三年（1897年）、二十四年（1898年）、二十六年（1900年）、三十三年（1907年）、三十四年（1908年）几个主要年份。

　　在1895年的时候，因为当时革命党人影响并不大，当时清政府设立的悬赏中，上榜的革命党人共十六人，其中赏金最高的孙中山也不过一千元，而兴中会会长杨衢云仅仅悬赏一百元。[5]

　　随着革命党人影响的迅速扩大，孙中山等人的人头价也相应地有了飞跃式的发展。截止到1900年清政府第五次大规模下达追捕上谕时，孙中山的悬赏已经涨到了四万多，这只经历了不到五年的时间。

　　在清朝政府发出的密谕和“电报电旨”中，对孙中山的称呼有的写作“孙文”，有的故意写作“孙汶”。按照《大公报》1908年2月17日的报道，当时清朝政府针对孙中山的悬赏又追加了二十万，总数近二十五万。

　　从1895年开始一直到清朝灭亡前的1911年12月23日的十七年间，清政府针对孙中山一人共发出各种密谕上百道。因为孙中山比较谨慎，革命党人对其加以严密保护，才没有被清政府暗杀，即便如此他直到1911年12月25日才敢回国，结束了17年被追捕的海外流亡生活。

　　杨衢云惨遭杀害

　　清政府花费如此之大的人力物力，自然不是没有什么成果，兴中会的另一位

　　重要领导人杨衢云就没有孙中山这样的幸运，被清政府组织的刺杀活动杀害了。

　　杨衢云是近代史研究中很少提及的人物，但是在当时的革命派中威望极其高，我们都知道孙中山是兴中会的会长，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只是第二任会长，他的会长职务是从杨衢云手中接过来的。兴中会的资源主要是由杨衢云所创立的辅仁文社发展出来的，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曾评价兴中会实质“一切皆是辅仁文社的延续”。

　　正是杨衢云的存在，孙中山才能在回到香港的短短几个月内，便动员到足够人力物力财力，于同年进行起义，由此可见杨衢云的重要性，可惜如此英才却被清政府扼杀。2010年，一部“8义士对阵500杀手，24小时全城连环追杀”的大片《十月围城》上映，重现反清革命当年在香港的风云岁月。而影片一开头，张学友扮演的兴中会会长杨衢云在一日放学之后，回答学生们提问之际在回廊里惨遭清廷刺客杀害，这个情节，就是演绎杨衢云人生的最后一幕。

　　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的一节《杨衢云之死》中，对杨衢云遭暗杀的原因、经过，以及出殡的情况，说的都很清楚。

　　1900年，革命党人发动了惠州起义，在广州的史坚如企图谋炸两广总督德寿响应起义。史坚如的行动虽然失败了，但这使德寿非常恼怒，下令一定要追查到惠州起义的主谋。

　　德寿此前曾派兴中会叛徒陈廷威到港与杨衢云谈判，用传统的“招抚”方式让起义军投降。作为解救陷入困境的起义军一种策略，杨衢云打算用“诈降”之计保存实力，发电报请示孙中山。孙中山接信后给陈少白发电报，只有四个字：“提防七指”，诈降之事因此作罢。[6]

　　在史坚如被捕后的供词中，也有涉及杨衢云之事，这事情在清朝官吏的公文告示中有所记载，再加上杨衢云是兴中会的主要首脑，[7]所以，德寿坚信惠州起义的主谋就是杨衢云，德寿既探得杨衢云主使史坚如谋杀他本人，“招抚”不成，更是怒上加怒，于是出资“花红”三万，点名要杨衢云的人头。[8]

　　1901年1月10日晚上六点左右，德寿雇用的杀手陈林仔等人潜至杨衢云在香港中环结志街52号寓所。杨衢云为了养家糊口，在家里开了一个夜校教授英文，当时杨衢云正在给儿子佐芝授读。刺客冲入私塾内，举枪直发。未加防备的杨衢云急忙拿起案上的厚英文字典阻挡，一发子弹穿透字典，贯入其前额后穿出，撞射墙角，杨衢云为保护孩子，未来得及拿手枪自卫反击，结果两发子弹又射入胸膛。

　　案发后，刺客逃逸不见，自小习武、体质强壮的杨衢云，中枪后竟然不用家人搀扶，强行起身，步下楼梯，乘竹轿往医院救治。但终因伤情过重，失血太多，第二天不治身亡，去世时年仅四十岁。

　　杨衢云死后，凶手陈林仔、童祥等人除了领赏之外，由督署赏童祥、徐福、李桂芬五品功牌，一直逍遥快活。[9]好友谢缵泰为杨衢云安排下葬于跑马地香港坟场，并为杨衢云设计墓碑，碑上没留名字，因为担心遭清廷掘坟毁墓，只刻有编号6348，并以天圆地方概念设计，刻有青天白日图案，追封杨衢云的功迹，并象征著杨衢云革命的精神，无名碑于1901年12月23日建成。

　　今天香港的中环结志街，杂铺食肆林立，人群熙来攘往。唯有拐角处竖立的“孙中山史迹径第7站——杨衢云被暗杀地点”，悄然提醒着人们，一个世纪以前，这里曾发生过令人震惊的血案。

　　2011年9月，香港政府在6348号墓碑竖立杨衢云生平说明牌，以肯定杨衢云为中国革命的贡献。

　　用假人头骗取赏钱

　　清政府的暗杀活动并没有特定对象，当时很多政府的反对者，都被清政府的赏格或红花捕过。清政府的这一“光荣传统”，在打击太平天国运动残余分子的时候使用了同样的手段，甚至因此还闹出了笑话。

　　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族侄洪全福是太平天国左天将、瑛王，人呼“三千岁”，在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他隐居广东东莞市凤岗镇黄洞洪屋围村，在象山东边劈地，盖了十间房屋，自造一间小祠堂——洪氏宗祠，还购置了一批田地，自此成家立室。后来清朝政府追查到那里，风声甚紧，洪全福只能逃避香港。

　　在香港，洪全福长期为义和堂航业会所的外国商船上担任厨师，至1890年代，洪全福上岸行医维生，并加入天地会，被推举为首领。兴中会会员谢缵泰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为再度起义与洪全福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