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凤姐的生日宴会上遇到了当年七中的学长李大哥。
　　
　　说起来还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1966年小学毕业，我们五个女生莫名其妙地被分到了七中，其他同学全部分在了五中。七中是当时远在襄阳城西南角的学校，不仅离家远，还是一所质量较差的学校。
　　
　　那是狂热的文革时期，学生不上课，大孩子造反，小孩子疯玩，读书无用论严重侵蚀着人们的头脑。开始我们还每天去上学，但是老师没法上课，调皮的学生站在桌子上大吵大闹，老师拿教鞭拍桌子试图让大家安静，可事与愿违，这些学生不是骂老师就是一溜烟地跑出教室。我们班主任是一位叫杨学英的中年女教师，湖南人，这些都是昨天听李学长说的，气得只哭。后来干脆就不上课了，但我们每天还是按时到校，到处看热闹。
　　
　　第二年元月份的时候学校已经大乱，红卫兵造反，保守派和造反派闹得不变乐乎。当时李学长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是保守派，就是保学校领导和老师的，两派每天吵啊吵的，反正我那时才12岁，根本听不懂他们说的什么意思，只是看热闹。这时候全国开始了大串联，听说李学长也要带一批学生出去串联，我们便找到他请他带上我们一起去，李学长对我们这些小不点当然不屑一顾。说到这儿李学长不好意思地笑了，我说我们那时真的太小了，谁也不愿带我们出去。
　　
　　但大串联对我们的诱惑太大了，虽然不懂串联的意义，但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是我们对串联的全部理解。我们五个女生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自己出去。不知谁说武汉要开王任重（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的批斗会，我们去吧。那时社会没现在这么乱，在外面还是比较安全的，父母也受到运动的冲击，无遐顾及我们。我记得当时我妈给了我五块钱，并告诉了我外公外婆和小姨的地址。那天晚上，我们五个女生身背装着毛主席语录的小红包就上路了。
　　
　　晚上到了火车站，天完全黑了，没票进不了车站，我们就从铁丝网的破洞里钻进去，衣服还被挂破了。上车不要票，车上人满为患，到今天我都没搞清楚我那晚在车上是坐着站在还是怎么个方式。第二天一早到了武昌火车站，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从没有公汽的小城市里来的我们也不晓得还可以坐公汽，就连从哪儿走上长江大桥都不知道。
　　
　　我们到武汉的第一站是去找朱大姐，好在不太远，就在离火车站不远的湖大，走一会儿就到了。走进湖大，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没费什么周折就找到了朱大姐的同学，她同学告诉我们说朱大姐前几天刚走，串联去了。这给了我们当头一棒。
　　
　　第二站去找我姨妈。姨妈在武汉市四十一中，我们也不知道有多远，只有便走便问，等找到四十一中都下午了，姨妈的同事说姨妈刚下班回家了。仅有的二个亲人都没找到，这让我们差一点都哭了，好在姨妈的同事问清了我们来汉的原因，帮我们在学校附近联系到一个接待站，接待站的老师给我们每人发了二个馍馍，我吃不完就装在大衣口袋里没敢扔，直到第二天外公发现了才把它扔掉。因为串联的人太多，我们五个人只发了一床薄被子，还有点湿。在一个大房子里，几个河南的大姐姐们看我们年纪小，就把她们的被子匀出一床给我们用，我们五个小姑娘头朝五个方向成放射形睡在两床被子里，可能是太累倒下便呼呼地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被用车送到体育场去参加王任重的批斗大会。诺大的一个体育场人山人海，这阵势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找个空位坐下来，听也听不清看也看不见，稀里糊涂地开完了会，五个人便分手了，各找各的出路。
　　
　　我只能去找外公外婆。外公外婆的家在我9岁的时候去过一次，那个地方很有名，周围的建筑也很有名，应该还好找，只是很远。出门时妈妈告诉我说，问路一定要问老人，他们可靠。于是我便一路问老人问到了目的地。外公外婆看到我的到来，相当吃惊，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怎么就会从襄阳突然来到汉口，之前连个信也没有，其实当时的通讯条件不可能提前告诉他们。
　　
　　在外公外婆家住了几天，外公给我买了火车票把我送上回襄阳的火车，就在这几天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大串联已经结束，坐火车要买票了。
　　
　　现在说起来有些吃惊也有些可笑，吃惊的是，这么小的孩子到处跑都没出什么危险，可见那时的社会治安还是相当好的，可笑的是我们知道什么王任重啊，纯粹就是去玩了一趟。这就是我所经过的大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