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莫言的《蛙》，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文中有一节对红薯真实而又生动的描述：一九六二年秋季，高密东北乡三万亩地瓜得了空前的大丰收。跟我们闹了三年别扭，几乎是颗粒无收的土地，又恢复了它宽厚仁慈、慷慨奉献的本性。那年的地瓜，平均亩产超过了万斤。回想起收获地瓜时的情景，我就感到莫名的激动。每棵地瓜秧子下边，都是果实累累。我们村最大的一个地瓜，重达三十八斤。县委书记杨林抱着这个大地瓜照了一张照片刊登在大众日报的头版头条……
　　
　　紧接着下面的一节就更加生动的描述了地瓜给那个年代带来的极大丰收戏剧性的勾勒，男人们吃了它腰杆又直了起来，嘴上又长出了胡须，性欲也渐渐恢复。在饮食了两个月之后的女人们几乎都怀孕了，一九六三年仅一个公社，五十二个小村庄就降生了2868名婴儿……当然，这是小说，带有虚构的成分肯定不少，但我相信那个年代，书中所描写的地瓜，也就是红薯肯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百度里对红薯的注解是这样的：红薯（学名Ipomoeabatatas），又名番薯、甘薯、山芋、地瓜、红苕、线苕、白薯、金薯、甜薯、朱薯、枕薯等。常见的多年生双子叶植物，草本，其蔓细长，茎匍匐地面。块根，无氧呼吸产生乳酸，皮色发白或发红，肉大多为黄白色，但也有紫色，除供食用外，还可以制糖和酿酒、制酒精。所以我以个人的思维断定，《蛙》中那一节描写的地瓜，肯定是红薯无疑。
　　
　　在我的家乡，朴实的村民和我的祖先们称之为红苕。多年后的今天，我才知道红苕，其实既是普通话，又是一方乡音对它的统称。
　　
　　对于红薯，我不是一时兴起的念头和怀想，对它，根本源于一种最早的记忆。
　　
　　故乡属于黄土高原，属于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在那里，山民们几乎常年种植这种农作物。山上山下，只要是它的种植和生长期间，都随处可见。
　　
　　春节一过，很快就是阳春三月。这是一个耕种的季节，许多靠土地养活性命的庄稼人基本上就要开始准备播种育苗劳动。难怪故乡有“庄稼人不要望过年，过了年就要下田”的说法。
　　
　　红薯的种植也不例外。他们最早是把放置在地洞里的红薯拿出来，筛选一些好的，大的，而且有的经历了一个寒冬的存放，躲在潮湿的地洞里已经发了芽。一般人家就会选这种去一个个铺放在准备好的松泥里，浇上大粪。等过了不久，它们就会长出一些新芽，慢慢的长成一些想要的藤子出来。等长到主人想要的样子时，就把这些长长的藤子用镰刀割下来，再用剪刀剪成一节节的小藤，重新去种植在空地里，还可以稀稀疏疏的种上几行玉米，这样的一片空土上，往往会长出两种农作物。风调雨顺的年月，九月也会是秋收的季节，在地里抗战的红薯们同样不会让乡民失望。家家户户都会收上几千或上万斤。在那些并不富裕的年代，人们用它养活性命或喂养家禽。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不起眼的食物，小时候吃长大的东西。我和丈夫至今对它却依然有着一种浓烈的热情味。按理，丈夫生活在平原上，至少小时候没有象我一样吃着它长大的机会，但听他开玩笑说是认识我之后才开始喜欢吃的。
　　
　　那是一个下雨天，与他一起上街，当我们购买好各种必须用品准备回家时，他又和往常一样建议去购买几个烤红薯。看着下得塔、塔直响的雨，我说别吃了，回去做饭来吃吧，可他偏不肯，当时真有点拗不过他。离卖烤红薯的地方有一段距离，看着身边这些大包小包，真有点为难。想了会，我还是让他等我。撑着雨伞，我直往有卖烤红薯的地方走去。刚走到，就见卖主从火炉里拿出了四个又大又烫的红薯，见到我这位老顾客后，他和往日一样满脸喜悦。记不清我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总感觉每次走近那只又粗又圆的火炉，就会产生许多身不由己的思想，小时候那一幕幕守在小火炉边烤红薯吃的情景也会由此而浮现在脑海中……
　　
　　大叔，你好像在这里呆了好多年了？我问。
　　
　　是啊！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这么长啊？看着身边这位熟悉而陌生的生意人，最多不过六十岁的样子。
　　
　　你是哪里人？我又问。
　　
　　江西的，我儿子在无锡。我们全家都搬到这边了，我在这里烤红薯卖二十多年了。他微笑着嘴唇里吐露着带有很浓的乡音话。边说边把称好了装在红袋子里的四只红薯递给了我。
　　
　　这几个是冷的还是热的？给我称称吧！好的。付了钱转身离开的瞬间，我又听到了他和另一位顾客的对话。
　　
　　据历史学家黄现璠考证：“甘薯之名，见于晋嵇含著《南方草木状》其言曰：“甘薯，盖薯蓣之类，或曰芋之类，根叶亦如芋，实如拳，有如瓯者皮紫而肉白蒸煮食之，味如薯蓣，性不甚冷，旧珠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业耕稼，唯掘地种甘薯。秋熟收之，蒸晒切如米粒仓圃贮之，以充粮糗，是名薯粮。”嵇为晋时人，可知中国晋时，已有甘薯矣。可见，这何待十八世纪，印度人之传入?又何待明末，西人东来之传入?而余作此考，不亦多事乎?是又不然。徐光启《农政全书·甘薯疏》云：“闽广薯有二种，一名山薯，彼中固有之，一名番薯，有人白海外得此种。”则嵇含所谓甘薯，恐即山薯之类，为中国土产，观其曰：“或曰芋之类，根叶亦如芋。”游移其辞，必不是今日所食之番薯。今日所食之番薯，来自外洋，依明清人所纪，有根有据。番薯传入中国，约在明代，依甘薯之由来第一篇，谓在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即西历一五九四年，初入之地，有广东福建二说，首次携来者，亦有林怀兰陈经纶二人。自广东传入为林怀兰携来，得自交趾；自福建传人，为陈经纶携来，得自吕宋，自交趾输入广东之原委，广东《电白县志》卷三十《杂录》云：“霞洞乡有番薯林公庙，副榜崔弥云率乡人建立，相传番薯出交趾，国人严禁，以种入中国者死罪，吴川人林怀兰善医，广游交州，医其关将有效。因荐医国王之女，病亦良已，一日赐食熟番薯，林求食生者，怀半截而去，函辞归中国，过关为关将所洁，林以实对，且求私纵焉。关将军曰：‘今日之事，我食君禄，纵之不忠，然感先生义德，背之不义。’遂赴水死。林乃归，种植于粤，今庙祀之，旁以关将配。”是粤之有番薯种，系得自交趾，吴川医生林怀兰窃之，关将某死之，颇费周折，始达到中土。至今民食利赖，林公之功，关将之死，功不可没，立庙祭之，实为纪念。然关此记载，除《电白县志》外，余未之见，且番薯自海外传入中土，首到广东，除此记载外，亦未多睹，究竟林公之事，真耶否耶？疑莫辨明，唯有陈经纶，自吕宋传入福建，文献足证，实无可疑之处，陆耀《甘薯录》云：“明季有闽人陈经纶自吕宋移其种归，巡抚金公学曾，劝民树艺园人种入，号为金薯。
　　
　　可见，中国的红薯，一路走来，向我们射来的是一道悠远的灼热之光。
　　
　　2012、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