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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专家们开始大量搜集草书简体字的资料,研究简化规律,对常用字进行简化。同时,精简字数的工作也开始进行。 自古以来,汉字就存在着很多异体字。这些字字义、读音和用法完全一致,只是字形上有些许差别。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孔乙己教小伙计的“回”字的四种写法。大量异体字充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既浪费成本又毫无意义,同时也给初学者增加了不少负担。废除那些不必要的异体字,无疑是精简字数最主要的途径。但是,在规范字的选择中有人倾向于甲,有人倾向于乙,一时间难以统一。为了平稳起见,1953年底汉字整理组选定了338个流传最广,笔画也比较简单的简体字,拟出了《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二稿。 300多个简体字显然不能满足简化汉字的需要,很快第二稿又被中央退了回来。经过研究,专家们认为只能依靠简化偏旁类推的方法来扩大简体字的数量。简化过程中,专家们发现许多根据草书而简化的笔画没有更好的楷书写法,于是索性根据行草的写法把它们收入了简体字表。1954年2月收录了1634个简体字的第三稿拟出了。 此稿一出,立刻引来多方关注。反映最强烈的是出版印刷部门。50多年前,印刷还是铅字排版,一下子公布1600多个简体字,就意味着印刷厂要改1600多个铜模。加之每个汉字都有各种字号和宋体、仿宋、楷体等各种字体,要改的铜模数量就更多了。当时,全国能刻模坯的工人只有20人,每个工人每天只能刻十几个模坯。短时间内改动这么多铜模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草书笔画打乱了原有部首系统,有些字很难归并到哪一个部首当中去,因此原有按部首、笔画编排的字典和索引也不能用了。同时,由于草书楷化的工作还没有深入下去,这一稿中很多字都保留了手写草书的笔画写法,有的汉字印出来甚至出现一半宋体,一半草体的模样,看起来怪模怪样,很不顺眼。 吸纳了多方意见,汉字整理组又先后更改了几稿,直到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才得到大多数委员的认可。最终,《汉字简化方案》确定了517个简化字,分四批推行。1956年2月1日,第一批230个简体字和30个类推偏旁正式公布。在民间已经应用了千百年的俗体字终于有了合法身份。 简化字扫盲一亿人 “1956年1月1日全国报刊实行横排。”时隔50多年,《北京日报》退休老职工吴宾生对于这个特殊的日子仍能脱口而出。从那一天起,在排版车间负责拣字的吴宾生要把从字盘中拣出的铅字翻转90度,再排版。“字盘里,字的顺序都是固定的,只是把繁体字换成简体字,一点儿也不影响排版速度。但是原来从右往左竖着排,现在从左往右横着排,精神还是要高度集中,一不留神字的顺序就容易弄颠倒了。”吴宾生回忆说。 也是在这一天,在人大任教的胡明扬翻开报纸发现字的顺序都变了,许多繁体字也改成了简体字。他说:“根本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用了简体字我们都成文盲了。我翻开报纸一看,这些字都是我们平时常写常用的,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困难。” 《汉字简化方案》公布后,最高兴的要数新入学的小学生了。那时候,小学生们入学的第一堂语文课是“開學了”。课文在内容上贴近孩子们的生活,很容易理解。但是要教会他们“開學”这两个字的写法,却要下一番功夫。那时,在东直门小学担任语文老师的杨宝霞,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她至今还记得教孩子们写这几个字时的情景,老师在黑板上一横一竖地写着,嘴里还要说着笔顺。孩子们举着小手一笔一画地在空中反复练习。但是,一个“學”字就有16画,对于一个刚满7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有些勉为其难。杨宝霞记得,当她告诉孩子们以后“開學”可以写成“开学”,孩子们都高兴得蹦了起来。 另一方面,简化字也为多年来进展甚微的扫盲工作带来了福音。解放初期，我国文盲占全国人口的80%。曾经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49年初秋，一封密信送到黑龙江省宁安县一位村长手上。可是，村长不识字。他只好找全村唯一一名认字的“秀才”看信。谁知，“秀才”看完信当天夜里就逃跑了。原来，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让村长监控的疑犯就是“秀才”本人。 那时，整村文盲的现象比比皆是。北大中文系教授陆俭明出生在上海市郊崇明的一个贫苦人家。他的母亲和许多邻居都不识字。小时候，他经常看到许多乡亲托出门的人给邻村的亲戚朋友带口信，问候平安。他说：“那时，大家都不识字，没人会写信，所以只能靠口信来互相问候。”这种现象在解放初的中国非常普遍。 刚刚解放，“扫盲”就成为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1950年底，全国各地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1951年，陆俭明的母亲参加了街道组织的“扫盲班”。那时，扫盲班教的还是繁体字。当时，陆妈妈已经40多岁了。对于一个毫无基础的成年人来说，学会笔画繁多的汉字真要下一番苦功。陆俭明记得，母亲经常一边做饭一边拿个树枝在灶上写字。有的时候，还要请教一下他这个“小先生”。就是凭着这股韧劲，老太太后来还真脱了盲，不但能看报，还能写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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