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期间，胡乔木在茶话会上发言。
　　
　　新中国刚刚成立，文字改革便作为一件大事摆在中央面前。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制订《汉字简化方案》、大力推广普通话……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
　　
　　经过几年反复推敲和审订，第一批230个简体字见诸报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注音识字和推广普通话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到今天，《汉字简化方案》公布已经５２年了。但半个多世纪以来，“繁简之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今年３月，有政协委员联名递交了一份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再一次点燃了人们对于简化字的热议。
　　
　　到底简体字好还是繁体字好？也许我们只有通过重温历史才能找到答案……
　　
　　“文字改革应先办简体字”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此时,解放军势如破竹,全中国迎来解放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新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为此,中央决定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全国各界爱国、进步人士共商国是。
　　
　　一直致力于改革汉字的语言学家黎锦熙似乎看到了汉字改革的曙光。1949年5月,他联同多所高校的语言文字专家,向中共“五老”之一吴玉章建议成立一个文字改革研究会,恢复屡被战乱打断的文字改革工作。
　　
　　在延安时期,吴玉章就一直热心于文字改革。此时,他也正在思考着新中国的文字改革问题。黎锦熙的建议与他不谋而合。于是,他上书刘少奇希望能够成立一个文字改革研究会,专门研究文字改革工作。
　　
　　吴玉章等人所说的文字改革工作主要指的是创立一种拼音化新文字以取代汉字,但当时对于这个问题中央还没来得及考虑。刘少奇回信说:“可以组织这一团体,但不能限于新文字,汉字简体字也应研究整理一下,以便大众应用。”
　　
　　于是,在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时,汉字的整理和简化也成为协会研究的目标之一。
　　
　　但协会成立后,人们对于新文字的热情远远高于汉字简化。协会成立不到半年,就收到全国各地近百种新文字方案。同时,全国各地新文字研究组织也纷纷成立。据统计,仅1950年一年全国就有60个县进行了新文字的推广活动,14000多人参加学习,6所大学和3所中学把新文字列为正式课程。
　　
　　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对新文字的探索早在清末就开始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屡遭西方列强凌辱。是什么造成中国民智不开,国力衰弱?中国知识界把审视的目光集中到一向被视为“灵物”的汉字上。西方的拼音文字只有区区几十个字母,只要会说就会写,而汉字却有几万个,即便是日常交流也要掌握至少1500个字。汉字繁难,成为开启民智的拦路虎。从那时起,知识分子们就思索着如何把中国文字从表意文字变成拼音文字。
　　
　　到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有许多新文字方案在社会上流传。其中以语言学家黎锦熙和赵元任创立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简称“国罗”)和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影响最大。在吴玉章的倡导下,“北拉”在延安甚至一度取得了和汉字相当的地位。许多目不识丁的农民通过这套拼音文字脱了盲,不但能读拼音报,还能写简单的信件。这更坚定了语言学家们对新文字的信心。
　　
　　不过,连年战乱,新文字的实验和推广始终没有在全国铺开。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成立,重新点燃了人们对新文字的热情。
　　
　　相比之下,简化汉字的研究则显得有些“门庭冷落”。记者在一本1950年出版的《中国语文问题论文辑要》中看到,全书50多篇文章中,涉及汉字简化的只有6篇。
　　
　　流传几千年的文字和读写习惯,说改就改,谈何容易?许多有识之士主张先从简化汉字着手进行中国的文字改革。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钱玄同曾这样说:
　　
　　“现行汉字笔画太多,书写费时,是一种不适用的符号,为学术上、教育上之大障碍……我以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那治本的事业我们当然应该竭力去进行,但现行汉字在学术上、教育上的作梗,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不可不亟图补救的方法。我们决不能等拼音的新文字成功了才来改革,所以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
　　
　　1950年7月,吴玉章在全国文字改革协会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文字改革应首先办“简体字”,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
　　
　　直到此时,简体字的研究和选定工作才真正开始。
　　
　　20世纪50年代，扫盲运动中，农民在田野上结合生产内容识字。
　　
　　述而不作
　　
　　文字变化牵扯面广,如何简化汉字成为社会各界关心的问题。汉字简化工作开始后,各方面的意见和构想就涌向了文字改革协会。刚刚解放,人们普遍急于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对于文字工作的构想和方案也颇为大胆。从那时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提交给文字改革协会的改造汉字方案五花八门,有的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有一种方案建议把汉字改造为“新形声字”。例如,把“京”字定为“鯨、景”等字的声旁,类似“京”音的字,都用它作为声旁。如此类推“涼、諒”等字的声旁改为“良”自然很合理,但这样一来“涼”变成了“浪”,则与“波浪”的“浪”一样了。如果要为“浪、朗、郎”等字再找一个比“良”更合适的声旁,就更难了。
　　
　　于是,有人又建议把声旁改用字母拼音。但是字母夹杂在汉字内更不容易辨别,字的样子也很难看。如果遇到同音字,意符相同而声符不同的,把声符改用字母拼写,字形上就更无法区别了。如此一来,改得非驴非马,反而会增加识字难度。
　　
　　另一种建议是把每组同音的字留一个。这样如果不分四声,只需要400多个字。即便分四声,也就是1300多个汉字,把它们用词连写的办法来写。有人实验过,这种音标式的汉字大体也可以看懂。但文字首先作用于视觉,完全改变汉字的用法,违背了习惯,使人读起来非常别扭。
　　
　　还有一种方案主张“系统类推”就是要把约定俗成的简化字加以局部修改,有系统的简化汉字。例如“擬、礙、癡”三个字的声符都是“疑”,而“擬”的简体是“拟”,“礙”的简体是“碍”,“癡”的简体是“痴”。假定采用笔画最少的“以”作为声旁“疑”的简体,那么“擬、礙、癡”的简体就是“拟、碍、痴”。虽然这样没有打乱原字的形声系统,认识字的人可以从繁体字类推辨认,但“碍”、“痴”等简体字在民间已经流传甚广,不管它多么没有系统总是人们熟悉的,如果按照“系统类推”来改反而会感到别扭。
　　
　　其实,对于汉字的简化人们早已形成了一个“述而不作”的原则。
　　
　　简体字不是专家们闭门造车的结果。早在宋元时期平民社会就流传着一种通俗的简体字。这些字被称为“俗体字”,登不了大雅之堂,甚至被许多文人视为鄙俗。但它们在民间应用极广,人们在记账、契约、书信,甚至话本小说里常常会写俗体字。
　　
　　上世纪三十年代,语言学家、北大教授王理嘉正在上海上小学。对着字帖描字模是他每天的必修课。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每天一笔一画地写那些少则十几画,多则三十多画的汉字,真是一件苦差事。那时,王理嘉经常会在店铺的招牌上,家人的书信中,甚至老师私下的便条中看到这些俗体字。他想,如果在作业中,也能写这些字就好了。有一次,他在作文中把“費”字写成了俗体“费”,结果受到老师严厉地批评。时隔70余年,王理嘉至今记忆犹新,“在老师的眼中,写俗体字是没有文化的表现。”
　　
　　虽然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但俗体字的发展已势不可挡。上世纪二十年代,当人们开始着手简化汉字时,这些已被公认的俗体字成为首选。
　　
　　1935年8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选定了在民间流传最广的324个俗体字,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并准备从次年7月起把它们编入小学课本。但这区区324个简体字,却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尤为愤慨,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要求取消推行简体字,甚至称推行简体字是比亡国灭种还可怕的事。在一干遗老的反对下,1936年2月公布还不到半年的《第一批简体字表》被收回了。
　　
　　虽然,这次由政府出面的简化字运动夭折了,但是它树立的“述而不作”的原则成为日后人们进行汉字简化的指导思想。
　　
　　简化汉字是为了方便人们的日常使用,如果一个简化字方案要通过长期的大力推广才能收效,就得不偿失了。专家们在选定方案时,要照顾到各方面使用文字人的需求,同时兼顾印刷、打字、电码等各方面技术条件,还要不影响青年们阅读古书。考虑到这些要求,“约定俗成、稳步前进”被确定为简化汉字的方针。
　　
　　数易其稿
　　
　　汉字简化的方针虽然拟定了,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却前后数易其稿,才最终得以通过。
　　
　　1952年3月25日,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汉字整理组成立,开始着手拟定《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专家们采用普遍通行的简体字为主,辅以草书楷化的方法,选定了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700个简体字,拟出第一稿。
　　
　　但毛泽东看过后却很不满意,他认为,这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作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出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减缩,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