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当时在越南许多人家里看到这些中国名牌，谁都会感叹。因为那时我们国家还没有进行改革开放，整个国家刚刚从“文革”恶梦中醒来，综合经济势力和军力已降至建国后的最低谷，国内物资极度匮乏，可为了“同志加兄弟”，我们依然把最好的大米，最先进的武器、弹药，还有布匹和大量急需的生活用品，源源不断地送到了越南，结果换来了那样一场边境战争。

　　无论什么样的战争，都有其A面，也都有其B面。A面当然惨烈血腥，B面则给人留下另一种思考。

　　1979年2月17日，中国与越南那场边境战争打响，我平生第一次跟随所在部队跨出国门。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惨烈的血腥场面虽然令人心颤，但却也抽出心思品味了一番我们的近邻。30多年过去了，对于那场战争，很多东西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模糊，唯有留在记忆里的某些景象，一直在脑海里萦绕，并经常引发思考。

　　“狗日的香蕉，狗日的……”

　　平生第一次吃香蕉，就是在越南。

　　之前，只知道热带地区的水果资源丰富，“头顶香蕉，脚踩菠萝”的情景总是令人向往。但真正吃到香蕉，还是那场战争打响后的第三天，在越南一户老百姓家的院子里。

　　那场战争分为东线和西线，东线是广西，西线是云南。当时，我所在的炮兵部队配属给步兵某军负责西线越南老街、甘塘一带的进攻。我当时是炮兵测地兵，所以主要负责炮兵的测量工作。炮兵部队的炮阵地和射击目标坐标，都需要事先把各种数据测量好，然后计算成所需诸元，射击时再换算成以米位为单位的标尺、方向装到大炮上。

　　战争之前，我们在国内一些比较高的山头上，已经通过“交会法”把坐标交会到了进入越南十几公里的一些明显方位物上。战争打响后，我们跟随步兵进入越南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快把在国内倒过去的坐标测量到具体炮阵地和目标位置上。因此，半夜一点多进入越南，第二天一早就开始了紧张的测量。

　　那时候，没有像现在一样的先进仪器，测量坐标大多用“导线法”，通过一个个点，把坐标从某一个位置倒到所需要的地方。采用这种方法，需要用经纬仪通过塔尺进行识距测量。测量时，正好经过一户越南人家。因为战争，老百姓都跑进了深山里，寨子里连个人影也没有。

　　越南的寨子和我国云南一些靠近边境的寨子差不多，外面围着篱笆墙，院子里长着水果和一些热带树木。但多数寨子都不大，只有几户或十几户人家。我和战友杨立忠，测量经过那户人家时，他刚刚把塔尺竖好，我在经纬仪里还没读出数据，他就喊：“快点测，测完后咱们吃这狗日的香蕉。”

　　杨立忠是昆明人，“狗日的”是他经常带的口头语。他话音刚落，我也抬头看到了那“狗日的香蕉”。那院子里长着三株香蕉棵，有两株香蕉还是生的，另一株好大一串，长长地挂在葱郁的香蕉棵上，已经熟透，老远就能闻到诱人的香气。之前，在昆明见过香蕉，却从没吃过。那年月条件差，大家手里钱少，谁都舍不得买水果吃，更别说有些奢侈的香蕉了。

　　“这是越南老百姓的东西，咱们吃了合适吗?”心里还记着战前动员时指导员讲的战场纪律问题，望着那串香蕉问。杨立忠比我早当一年兵，本来挺文气的人，那一刻却“狗日的”不离嘴。他说：“都他妈的进来打狗日的了，还讲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么好的东西不吃是傻瓜!”于是，我们什么也不顾了，把手中的测量器材就地一放，用随身携带的砍刀一下将那串长长的香蕉砍下来，坐在地上狼吞虎咽起来。其甘美之味，之后30多年所吃香蕉中，再也没有过。

　　那串香蕉绝对是自然长自然熟，不会像现在一样喷洒农药或催熟剂，所以味道纯正甘美，以至于撑得我们肚子疼，可嘴里还想继续吃。当时，我一边吃一边数，那串香蕉足足有36个，每个长20多公分，是典型的大好香蕉。吃得还剩6个时，远处传来枪声，我们也警觉起来，我说：“吃不了怎么办?”

　　杨立忠说：“扔狗日的!”他站起来扬手将剩的几个香蕉扔出很远。接下来，望着安详的小院，望着另两株还没成熟但却很喜人地挂在枝头的香蕉，我说：“好好的日子不过，小越南怎么总想打仗?”

　　杨立忠感叹道：“狗日的太好战，刚刚和美国人打完没几年，又跑去打人家柬埔寨，现在又要打我们，真是记打不记吃的东西!咱们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支援他们那么多，而今却反目成仇，是可忍，孰不可忍……”

　　遍地都是“中国造”

　　进入越南，最令我们惊讶的是那遍地的“中国造”。

　　部队协同步兵某军攻下越南北方三个重镇甘塘、谷柳和保胜后，当地老百姓大都跑进了深山。修工事时，用了老百姓家里的一些门板，卸门板时在老百姓家里看到的许多东西，让我们目瞪口呆。

　　在一户人家，我们看到屋子里放了两辆自行车，一辆是上海永久牌的28型，一辆是上海凤凰牌的女式车，而在另一个屋子里，还放着一台多半新的上海产蜜蜂牌缝纫机和上海产的台式电风扇。

　　杨立忠和另外几个战友跑到其他几户人家里卸门板，发现桌子上摆放着的是红灯牌收音机。他们将其提到我们刚刚修起的工事里，打开竟然能听到咱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只是，那声音有点断断续续，好像信号不太好。

　　“比我们纯正的中国人都享受啊!老子当了四年兵，求爷爷告奶奶地到处托人，竟然没买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在这里的好多人家，却都看到那么多中国名牌!狗日的……”杨立忠感叹着，又禁不住带出了他经常挂在嘴边上的口头语。

　　的确，当时在越南许多人家里看到这些中国名牌，谁都会感叹。因为那时我们国家还没有进行改革开放，整个国家刚刚从“文革”恶梦中醒来，综合经济势力和军力已降至建国后的最低谷，国内物资极度匮乏，可为了“同志加兄弟”，我们依然把最好的大米，最先进的武器、弹药，还有布匹和大量急需的生活用品，源源不断地送到了越南，结果换来了那样一场边境战争。

　　好在，我们的战士们当时就学会了“‘废物’利用”(大家都说我们中国把这么好的名牌送给越南，可真是让好东西成了“废物”)，电话兵查线时骑着那些从越南老百姓家里“借”来的“永久”、“凤凰”或“飞鸽”，一旦把工作完成，便再叹气几声，无奈地将其送回原处……

　　后来，有人问我们：“撤退时，怎么不把那些名牌拉回国内?”

　　我们笑笑，说：“因为有战场纪律，‘中国造’不可能再回到中国，只能将其当成我们心中的‘废物’，让它们继续留在越南。”

　　其实，在那场战争中，最不能让我们接受的就是，越南人吃着中国援助的大米熢骄身后一堆一堆的大米，袋子上‘中国’两个字特别显眼，拿着中国造的武器，用着中国的战术熚颐窃经为越军培训了许多指挥人才，与我们作战……

　　吃木薯的越南人

　　在进入越南的十几天里，虽然战事十分惨烈，可稍有闲隙，大家还是免不了议论一番对越南的所见所闻。让大家最感慨的，应该是越南的穷。当时，我们国家也不富裕，可越南与我们比起来，还是有着天壤之别。特别是中越边境上的一座座山，就特别能说明这一点。

　　战争打响之前，我们在国内的山上搞测量，视线总被高大茂密的橡胶林所遮掩，而对面越南的山上大多是些杂木，根本没有开发过。进到越南才知道，他们的山上尽是芭茅草、野刺丛，能够称之为可利用植物的，只不过是种植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木薯。应该说，在西线中越边境越南一侧的许多山上，几乎没有几棵像样的树木。

　　据了解，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面对国际市场上对橡胶的封锁禁运，新中国就做出了建立自己的天然橡胶基地的战略决策。之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打破了国际权威认定的橡胶树种植传统禁区，使橡胶树在中国南方边境一带得到大面积种植。中越边境我国境内云南省的许多地方都得到了开发，已成为着名橡胶种植基地，并已发展成为较完善的产业体系。

　　“看看这山，就知道中国人有多勤劳，越南人有多忙活。他们天天在忙活打仗，我们天天在忙活发展。一个小小的国家，为什么总想着成为‘第三军事强国’?”一天上午，我们隐蔽在越南一座山头上搞测量，因为雾大，开始什么也看不见，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多才完成数据测绘，饿得有点受不了，有战士就偷偷把山上的木薯挖出来烧着吃。没想到木薯那么难吃，虽然像北方的地瓜，却完全没有地瓜的味道，里面全是丝丝，咬都咬不断。

　　又过了几天，我们的炮兵阵地上来了一老一少两个越南老百姓，老的六十多岁，少的五六岁。翻译说他们是祖孙，但都骨瘦如柴，脸色看上去严重营养不良。有战士端了大米饭给他们吃，老人战战兢兢地摆摆手，对翻译说带着有吃的。他从背着的包里掏出煮熟的木薯递给孙子，孙子望望战士递过来的大米饭，又望望爷爷。

　　爷爷点头的功夫，孙子把手伸进盛大米饭的盒子里狼吞虎咽起来。之后，老人告诉翻译他们是刚从山里跑回来，想看看自己的家。翻译问他躲在山里是不是光吃木薯?他说越南很穷，吃不上其他什么，木薯是他们一年四季的主食。

　　一个热衷于打仗的国家，经济不可能得到发展，人民不可能安居乐业。这，就是那时的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