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将在今年底力争基本实现城市街面无流浪未成年人，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正其称“儿童在街头流浪，当地民政局长该免职”。（新华网2012-1-15）
　　
　　救助流浪儿童，帮助其回归社会，使他们过上正常孩子应该过的生活，享受到正常孩子应该享受的温情，无疑是件积善行德的好事，也是一个民本政府的神圣职责。
　　
　　不能不承认，重庆市政府在这方面是动了一番脑筋下了一定功夫的。把流浪儿问题和官帽挂钩，实际上也就是实行流浪儿问题“一票否决制”。“一票否决制”是中国官场的特色，是政府部门为了解决一些重大或棘手问题的杀手锏，自上而下地施行起来，势如破竹，屡试不爽，其利害是体制内的官员们无人不知的，稍有差池，就会乌纱落地。重庆市当局把“一票否决制”用到流浪儿身上，充分凸显了他们在解决流浪儿问题上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确实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但振奋之后，冷静下来琢磨琢磨，又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且渐渐地狐疑起来。
　　
　　首先，实现城市街面无流浪儿的目标是“为了谁”。这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只有厘清了这个问题，才能对重庆市提出的“年底基本实现城市街面无流浪儿”的目标能否实现作出正确的评估。
　　
　　如果制定此一目标，是为了执政者所谓的“政绩”或“面子”，那么，很显然，兑现起来易如翻掌，不要等到年底，也不要任何准备的过程，是随时都能实现的。看见了就把人送回去，不让他们在街头出现就行。但这种把暴露在外面的箭杆锯掉就算治好的锯箭杆式疗伤，除了会对流浪儿本身的生活带来干扰和麻烦外，对于流浪儿别无其他任何益处。
　　
　　而且，这种“一票否决制”式的行政命令，还会自然地衍生出消极的甚至恶劣的后果来。副市长将光荣的任务压给局长，局长自然会将任务转压给分管副局长，分管副局长自己也不可能“猥自枉屈”和脏兮兮的流浪儿面对面打交道，于是手下的办事员自然就成了负责救助流浪儿的排头兵或“临时工”。为了完成任务，威胁、恫吓、辱骂、殴打诸多难以想象的画面肯定免不了会成为家常便饭的。
　　
　　显然，重庆市当局追求的不应也不会是这样的目标。实现街头无流浪儿的实质就是要让流浪儿有家可回，有学可上，有事可做，有医可就，有基本生活保障，有基本的成长权利。说到底，至少就是要有像那些普通家庭孩子一样的生活、学习和快乐。
　　
　　但从重庆市目前采取的办法来看，离这样的效果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如果仅仅着眼于街头无流浪儿，显然是草率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人们不禁要问，流浪儿离开街头以后又该怎么办？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我们的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有失偏颇的。制定政策的逻辑起点多立足于如何有利于政府的管理，如何有利于显示执政者的政绩，而不是民生的需求，至于对特殊、困难群体的关照，就更是无从谈起；而在执行的过程中，又往往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官威凛凛，人为地筑起一道与公众沟通的厚壁。其结果，不仅没有给公众谋取些微福祉，有时反而损害了公众利益、伤害了群众感情。比如，有的地方为了整治市容，争先创优，管理者总是“不辞辛劳”地将流浪者辗转遣送于不同的地方，以致于有些老、弱、病、残者在荒郊野外，因病、因饿无助而死。类似的事件，可以说生活中比比皆是，见诸报端的也不在少数，均因其残忍冷漠、缺乏人性而饱受公众诟病。
　　
　　公共政策作为实现公众利益的政府产品，其本质是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因此，公共政策必须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必须以公众利益为先，不能异化成为执政者升官进爵的垫脚石。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政策牵涉到具体个人，应该体现出人性的关怀。前些年，许多城市对小摊贩的管理大都采取“围追堵截”的方式，不只是收效甚微，有的还激化了社会矛盾，严重的甚至发展成群体事件，造成地方政局的动荡。其根源就是政策的制定者们看不到一个摊点背后就是一个家庭的生计来源和普通市民的日常需求。近几年，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很多城市终于对摊点开禁了。
　　
　　社会在不断前进，管理方式也要不断创新，我们也在越来越多类似遣送流浪儿“回家”的行动中看到公众利益正在逐步回归到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只要越来越多的公共政策从公众利益这个起点出发，和谐社会的建设就不会沦为一句空话。
　　
　　但愿重庆市当局能够进一步把“流浪儿离开街头以后”与“官帽”挂起钩来，建立健全防止流浪儿的“长效机制”，如打黑除恶一般，再给全国树立起一个学习的榜样。
　　
　　（月照松林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