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前的一天早上，我洗漱的时候，不知怎么回事，没有由头地突然想起了大姨前年来北京的事情。
　　
　　前年，六十年大庆的前一个月，天津的表弟来电话说，他的妈妈，就是我的大姨想来北京看看。大姨说，很多年没有去过北京了，想到北京看看她妹妹，就是我妈妈住过的家，还想在六十年大庆的天安门前照个像。
　　
　　那时，大姨九十三岁，再过一个多月就是九十四岁了，身体不是很好。但老人家有这样的愿望我们做小辈的只能是想办法尽量满足，让老人家高兴。表弟和弟媳想得很周到。他们说，带上轮椅，再准备一个适合老人在小车上用的座便器。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大姨坐着表弟开的小车，带上儿媳和孙子从天津来北京了。车到楼下，我和老伴英子迎上前。大姨高高兴兴地下了车。表弟背着大姨上楼进屋。
　　
　　在我家，大姨很高兴；在天安门前照相，大姨很兴奋；要离开天安门广场回家了，为了打出租车，大姨无奈地从轮椅上站起来，表弟搀扶着，颤颤巍巍地忍受着一辆又一辆出租车拒载。大姨沮丧、无助的眼神好像就在我的眼前。想到这里，我心里很难受。
　　
　　老伴英子看我心神不宁的样子，问我怎么了？我说，不知怎么地突然想起大姨来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被出租车拒载的情景。英子说，这是怎么啦，大姨来北京以后你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手机响了。我的手机没有开，这是英子的手机在响。英子很爱惜自己的手机，总是把手机装进手机套。平时我不动她的手机，顶多是把装在手机套里的手机递给她。此时看到英子正在厨房里忙着准备早点，于是我从手机套里往外拿手机，想接听。还没有拿出手机，不知碰到哪个键，手机不响了。放下她的手机，我去剃须。这时她的手机又响了。撂下剃须刀，我又拿起她的手机，手机又不响了。英子从厨房出来接过手机看看来电显示说，这两次都是表弟来的电话。我一下子有个不祥的预感，脱口而出：“大姨是不是出事了？”英子愣了一下，说：“不会吧？”
　　
　　英子的手机又响了。她看了来电显示，说：“表弟的电话”，把手机递给我。“大姨出事了！”我边说边接过手机。只听电话里是表弟的哭腔。大姨昨晚突然离开我们，走了。我告诉表弟，我马上赶去天津。
　　
　　在去天津的城际快车上，我的脑海里闪现着一幕又一幕在天安门广场大姨被出租车拒载的情景。
　　
　　那一天的下午，考虑到天安门广场附近不容易停车，我们先把车开到木樨地附近找个停车场把车停好。英子叫了两辆出租车，表弟将轮椅放进出租车的后备箱，我们一行六人去了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人真多。大姨坐在轮椅上看到天安门很高兴。照相的时候，我们说能不能站一小会儿照几张相？大姨高兴地说：“好！”赶紧照完相，大姨又坐在轮椅上，我们轮流推着大姨在天安门广场转悠。时间不早了，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南面的路边等出租车准备回木樨地。
　　
　　等出租车的人很多，但出租车也不少，一辆又一辆地开来。我和英子开始拦出租车。司机听说到“木樨地”，一句话不说，把车开走了。可能是嫌距离不够远吧？我想。有的倒是说话了，竟然是“没有地方放轮椅”。我真纳了闷了，出租车的后备箱竟然装不下老年人坐的一台轮椅？先后拦了七、八辆出租车，司机都不让上车。
　　
　　十几分钟过去了，怎么办？我说，要不请大姨站一小会儿，让司机看不到轮椅。大姨站了起来，表弟把轮椅折叠起来放在身后。我们又拦了几辆出租车，司机一看我们招呼一位颤颤巍巍的小脚老太太上车，马上把车开走了！
　　
　　大姨站了一会儿就有些站不住了，时不时地念叨一句“快回家吧，快回家吧”。
　　
　　我们太着急了。这时又一辆出租车开过来，英子上前拦住，把车右侧的两个车门都拉开了，不等司机说话就招呼表弟扶着大姨过来上车。英子请司机打开后备箱，让表弟把轮椅放进去。这位司机还是好人，没有说什么。大姨总算坐上了出租车。
　　
　　回到木樨地，大姨一家上了自己的车，要回天津了。大姨把手伸出窗外乐呵呵地向我们招手说再见。目送表弟的车开远了，我心里不是滋味。九十三岁的老人想在“六十年大庆”时来北京看看天安门，这是让大家都高兴的事情。但在天安门广场被多辆出租车拒载，让大姨吃了苦，我觉得心里真是堵得慌，感到太遗憾了。大姨以后还能来北京看天安门吗？如果能来，我能想办法避免出租车拒载，补救这个遗憾吗？
　　
　　城际列车到达天津站了。我拿好随身物品跟着人流出站。现在，大姨走了，不会再来北京看天安门了，我也没有机会补救这个遗憾了。只是以后想起大姨来北京，这个遗憾还会跟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