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社科院学者房宁一段谈法治与人治关系的观点，引发了舆论争议，他说：不应妖魔化“人治”，神化“法治”。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好比汽车大还是司机大。人治就是一个经验性的治理，法治就是一个规范性的治理。法治不是一个点，不是一个线，而是一个可能性的空间，那么在这个空间中就是人治。

抽象和空泛地看，这个观点挑不出什么毛病，虽然“人治就是经验性治理”的定义过于随意和轻率，但也算是一家之言。纯粹从理论上看这话没啥问题，但结合中国具体问题看，就大有问题了，属于脱离了现实语境的废话，用庸俗的辩证法玩了一个抽象的概念游戏，以“不能妖魔化人治”这个伪问题，掩盖了“法治还远远不够”这个真问题。

法治是不是万能的呢？当然不是，再好的东西都会有弊端。受到现代政治所唾弃的人治是不是就一无是处呢？现代政治是不是就完全排斥人治呢？当然也不是，制度是人定的，人在执行制度，总有一定的人治空间，这也是绝没错的。理论上如此，但理论总是灰色的，只有与具体现实结合在一起、带着问题意识谈理论，才会有现实价值。在中国讨论法治人治关系时不能脱离“法治还远远不够”这个现实，在很多地方权和人大于法、法治根基还很脆弱、自上而下努力重建法治权威的现实下，谈什么“不能妖魔化人治”不仅不合时宜，也是一种理论上的邪恶。

谈减肥，当然是不错的，但跟一群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营养严重不良的人谈减肥，显然是找错了对象。一个人几天没吃东西快饿死了，要吃方便面，你跟他说别吃这东西，方便面是油炸的速食的垃圾食品，这也是脱离了具体语境。法治确实不能神化，也不能把人治妖魔化，但在人治泛滥成灾、权力还没有被关进法治的制度笼子里的现实中，说这种与现实完全脱节的废话有什么意义呢？现在的问题其实恰恰相反，是有人在妖魔化法治，而神化人治，对法治强化得还远远不够，对人治的危害清除得还不够。

在法治根基极其脆弱的环境中，谈不要过度追求法治，这跟一个快饿死的人谈营养过剩的风险有什么区别？在人治仍在很多地方制造着罪恶、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实下，谈人治的好处和不可或缺，这跟一个营养过剩的人谈增肥的必要有什么区别？

领导层上任以来，一直把依法治国当成第一要务，不断强调着宪法的权威，不断重申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甚至用一次全会专门研究依法治国问题。之所以如此看重法治，就是针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意识到人治带来的灾难，自上而下推动一场将权力关进法治笼子里的限权革命。封建化在中国幽灵不散，人治毒素在中国根深蒂固，而法治传统非常稀薄，这种传统下，再怎么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也不为过，再怎么反思人治弊端都不为过。

在中国讨论法治和人治的关系，不能缺少这种现实的问题意识，无法抽象空泛地谈。现代政治的一大进步，就是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就是政治的法治化，法治也已经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民共识。人治在现代政治中虽然无法避免，但要尽可能地将人的随意纳入到制度和规范的轨道，使国家和社会免受人的意志和权力的折腾。改革不能退步，理论家不能为受到唾弃的人治招魂。

现在理论界有一种邪气，某些理论家偏爱一种邪恶的逻辑，大家都说坏的东西，他非要标新立异用诡辩的逻辑说出“好”来。用不存在的伪问题去否定实在的真问题，抽象地看，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民主有利也有弊，法治有利也有弊，自由有利也有弊，反对民主的人喜欢用“民主也有弊端”去否定民主的必要性，热衷人治的人用“人治也有好处”去为人治招魂，在反腐败刚取得一点成效的时候讨论什么“过度反腐会不会伤害官心”，用庸俗的辩证法去混淆是非，使一切问题的讨论走向无耻的相对主义。

讨论中国问题需要有问题意识，缺什么补什么，而不能在臆想出的伪问题中逆改革潮流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