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1万至10万的罚款悬在滴滴打车之上。

因为抽奖奖品金额超过5000元，比如一辆奥迪A6，最近滴滴打车所属的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被海淀工商分局立案调查。

5000元的限额，来自《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抽奖式有奖销售的规定。这部法律产生于1993年，它曾像丛林突击一般，打压下一个疯狂抽奖的年代。

那时候，买一包瓜子都可能中一辆轿车。风潮是从银行开始的。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发展经济急需资金，银行掌握的存款并不丰厚，于是有地方银行开始以有奖储蓄的方式吸引存款，一时间，响应者众，以致当时的银行像“抽屉”一样。据人民银行江西省九江市分行1986年一篇文章《谈谈当前有奖储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记载，当地工商银行增加的资金，大部分来自农业银行同期减少的数额。

但商家很快学会这种抽奖的方式，并将它推演到极致，最有名的是一家瓜子厂。傻子瓜子公司推出了头等奖为一辆上海牌轿车的抽奖，在10个省市办了23个加工厂，销售延伸至全国150个城市，有奖销售前后17天，卖了700余万元。不过加速扩张的同时，其他厂商的假次品也贴上傻子的标签搭车售卖，全国掀起的瓜子销售风将抽奖发展到顶点。

这也是傻子瓜子及其负责人年广久的事业顶峰。《法治周末》报道，一个月后，几名工作人员将一份文件——《禁止借有奖销售为名推销残次商品》放到他面前，称国务院来文件了，全国有奖销售活动一律废止。过了一段时间，年广久本人也被以贪污、挪用公款、流氓罪三项罪名逮捕。此后，这位在上世纪80年代异军突起的个体户，再没恢复曾经的规模，而风靡全国的有奖销售，单个奖项的金额则在1993年被禁锢在5000元的标准上，被写入《反不正当竞争法》。

不过，抽奖仍在。

几乎与国务院发通知规范有奖销售的同时，1986年，时任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向国务院建言，可借鉴国外向社会发行彩票的办法，筹措福利资金。在当时，社会福利工作已经使国家和集体（包括企业）负担过重的情况下，这样的建议很快得到采纳。第二年，第一张中国福利彩票在河北石家庄面世。

此后，随着国家体育总局也推出体育彩票，民政部的福彩与体育总局的体彩并行，官方主导的抽奖风潮就此诞生。

各地广场里一张张一元钱的刮刮卡，是民政部门福利彩票。1993年后广州近百个百万富翁便来源于福利彩票的105位一等奖得主，而1998年一对夫妻则在四次抽奖里，带走了四辆桑塔纳轿车。

那时的多数场景是，中奖车开出，警察护送，并且开车的不一定是中奖者，在那个年代，拥有汽车驾照的人并不多，中奖者大多找朋友代驾。

一个“新兴行业”应运而生——职业摸奖者，江苏无锡出了一个摸奖专业村，“行业带头人”之前是一个印刷厂工人，他一年之内花了2万元，在全国各地“摸”中了2辆桑塔纳轿车、4台电视机、16辆摩托车、5台音响、1部照相机，后来摸奖成了他的职业，顶峰时手下有100多人跟他“学艺”。

彩票市场“繁荣”的背后，是两个部门之间的彩票竞争。就像当年街头的两家瓜子店竞相打折一样，奖金销售额被这两家不断刷新。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体育彩票一正式面市，便在1995年将彩票销售总额拉高至上一年的5倍，达到67.3亿元。三年后，民政部推出的一款福利彩票，使当年的销售总额突破百亿元。在一些地方，两家甚至会为争抢举办彩票促销活动的场地吵得不可开交。

此后，由于产生过彩票承销商大规模造假的情况，彩票收益逐渐上收至国家财政，并在财政部下成立了彩票管理处，负责监管。教育部、卫生部等曾试过进入这块市场，但都被两堵坚硬的墙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