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别一个社会的职业好与不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愿意去干的人是多是少。比如当下，人们最喜欢的职业为公务员，最不喜欢的岗位是农民工。不信咱们让央视记者到街头去搞个调查，你问100个农民工：“你是喜欢当公务员还是喜欢干农民工的活？”如果真有一个小子说；“我喜欢干农民工的活儿”，那我就管他叫爷爷，谁让我放屁闪了腰就赶在点儿上了。

　　但有数理的统计足以保证我没有当孙子的可能， 2014年国考报日前刚刚结束，这场被称作“中国第一考”的考试，报名人数已由1994年的4400人，增至此次的152万人，20年间涨了344倍。竞争比例也由1994年的9∶1，提高至2014年的77∶1。这就说明公务员的职业目前在中国职业中为第一热门。

　　把某一职业弄成第一受欢迎或弄成最不受欢迎不是职业存在着优劣，完全是体制的设置造成的。比如在政教合一的国度，神职人员最被看好，在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家、诗人地位最高，在我们的“文革时代”，谁的学历低、成分好谁就是无产阶级政权最可靠的接班人。而当下，谁的职务高，谁的待遇就高。官员的职务都是给公务员准备的，不是公务员，你就是道德美好、心地善良，才华出众，甚至流血献身，也不行。最美教师张丽丽为了救孩子断了双腿，受到中央文明委的表彰，佳木斯市委任命她为残联副主席，由于张丽丽不是公务员，还引发了媒体的争论，说她被提拔不符合干部管理条例。看来官位必须留给公务员才行，难怪如今的大学生对报考公务员都趋之若笃。

　　所以，一些被国人称之为能工巧匠的岗位，总是缺人，缺到了东北那些老国有企业的技术工人退休后到了长三角依然是宝贵人才。可当下家长们就是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报考职业学校。不考试、不花钱去读也不愿意。这其中的原因绝不是当下的家长傻帽，而是他们太聪明了。技术员每月挣3000钱要在车间的生产线上每天奋战8小时，可一个政府部门的副科长每月4000元是干着对别人的各种“申请”的审核工作，那个舒服？那个更有面子？谁都明白。

　　如果我们的体制设计，把政府的各种审批都改成服务，谁服务的不到位，谁就被免职、被换岗。政府是真正的公务员，也实行聘任制，让他们的收入低于能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人，也低于纳税人，为官就“官不聊生”，当然不是不能生存，而是让科长的收入低于普通的技术员，低于教员、医生、甚至网络维护员，那么报考公务员的人还会竞争到77∶1的程度吗。

　　在欧美，公务员的岗位从来就不是个热门的职业，职业的荣誉性大于利益。特别是市长、镇长之类区域性的官员都有公益性，只有那些具备奉献精神的富人才愿意去干。所以，在欧美不是富人为官，一定是官不聊生。我们恰好相反，谁当官谁才容易成为富人，不用贪占，只要你为政清廉，也能成为富人，职务给你的待遇就够了。

　　我们收入分配长期以来是向官员倾斜的，这样势必形成“当官发财”的文化，再有本事的技术人员在中国都是个“工匠”，我们顶级技术人员收入也不会超过科长，可官场的科长还有多么辽阔的空间呀。

　　当从事最基础行业大众的“钱途”与发展空间不是处处遭遇鬼打墙了，他们才能享有体面、尊严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