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邓小平接见金庸
　　
　　1977年8月，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次年又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邓小平文选卷3》）。到1981年6月底，邓小平已身兼中央军委主席及中共中央副主席两大要职。但他终其一生都没有当过国家主席，对于这一问题，他在后来会见香港《明报》的创始人查良镛（金庸）时作了一番有趣的回答。
　　
　　金庸看邓小平:他是郭靖
　　
　　众所周知，金庸是蜚声海内外的武侠小说家，他曾用一枝笔创造了许多英雄般的大侠，其中《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就是其中之一，在金庸眼里，邓小平就是郭靖式的人物。
　　
　　《党史纵横》（2004年第7期）中的《新时期邓小平第一个接见的香港同胞为何是金庸？》（文/吴跃农）文章记载:文革期间，邓小平被流放到江西农村。金庸在《明报》上为邓小平打抱不平，强烈抨击文革的不合理，并且不断地支持彭德怀等人，赞扬周恩来倡导的“四个现代化”。由此，他成了林彪、“四人帮”眼中香港的头号反动文人。
　　
　　尽管邓小平在1949年后的政途大起大落，但作为社评家，金庸曾准确预测邓小平将会“东山再起”。1976年春，邓小平再次被逐出政坛。金庸在社评中预言邓小平不久就会重返权力舞台中心。这一预测一年后即得到证实。对此，金庸曾说:“我的想象实际代表了中国多数人的愿望，既然是众望，大概事情就可以做到。”
　　
　　选金庸做“传话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一些海外的知名人士纷纷接到邀请，访问大陆。1981年，金庸也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邀请，他向邀请方提出:能否在访问期间拜访邓小平先生？
　　
　　邓小平对金庸早有听闻，他曾托人从境外买过一套金庸的小说，而且爱不释手。当时，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6月27日至29日）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将党的工作中心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也成了正式议题。邓小平会见金庸可以向海内外传递中共新的对台工作信息。
　　
　　在邓小平看来，金庸是两岸极好的传话人。因为他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在华人世界有号召力。此外，金庸与台湾方面也颇有来往:1973年春，金庸曾应邀去过台湾，尽管病重的蒋介石没见他，但蒋经国就时政国事与其进行了深谈。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中共就曾邀请金庸回大陆访问，而此次金庸提出想见邓小平的报告很快被送到邓小平那里，后者随即在报告上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
　　
　　做国家主席太花精力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金庸（见图），这也是他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会见的第一位香港人士。两人一开始，便互道仰慕之情。邓小平说:“欢迎查先生回来走走！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金庸则说:“我一直对邓先生您很仰慕，今天能见到您，很感荣幸！”邓小平回道:“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
　　
　　很快，两人便进入一些尖锐问题的讨论。邓小平说:“十一届六中全会后，还有三件大事:一是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三是搞好经济建设。”金庸说:“我觉得在国家统一这件事上，大陆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最基本的因素。”邓小平表示赞同:“三件大事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最重要，我们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好，其它两件事就有基础，经济建设是根本，目前的经济需要调整。”
　　
　　随后，两人进一步谈起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人事变动。在这次全会中，华国锋辞去了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会议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增选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增选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成员有: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等。
　　
　　《新时期邓小平第一个接见的香港同胞为何是金庸？》记载了两人对话的过程:金庸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不做。这样不重个人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十分罕有，令人敬佩。”邓小平听后微微一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我身体还不错，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
　　
　　邓小平还说:“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时没有国家主席的职位，该职位到了1982年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中才恢复，而邓小平后来也没有担任此职位）。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20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元首来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么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社会主义有一百多种”
　　
　　随后，邓小平又和金庸讨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抽出一根香烟递给金庸，自己又点了一根，问:“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金庸说:“我想自从法国傅立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理论以来，世界上已有许多种社会主义。邓副主席，请你指教。”
　　
　　邓小平说:“你说不上不要紧，哈哈，我也说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一百多种吧。来，再抽一根烟。”说着，又递给金庸一根香烟，然后接着说:“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金庸顺着话题说:“六中全会开得比大家想象中的好，国内外的反应都很好。全会通过的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很好。”
　　
　　那天，两人的话题很广泛。他们谈到了中美关系，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谈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谈到了人才的培养。会谈中，邓小平给金庸递了一根“熊猫”牌香烟。分手时，又将抽剩的烟都给了金庸。金庸后来回忆这一细节时说:“这是邓先生的一份礼物，我收下了。”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放了邓小平会见金庸的消息。港澳及世界各地的多家媒体也报道了这件事。当年9月，《明报月刊》发表了金庸和邓小平谈话的记录，以及《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这期杂志在一周内连续加印了三次。
　　
　　讲起和邓小平之间的故事，金庸先生就滔滔不绝
　　
　　金庸回到香港后，立即给邓小平专寄了一套明河出版社出版的《金庸小说全集》。有一次，邓小平的女儿邓楠见到金庸时说: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其实，也就在邓小平会见金庸后不久，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开禁”，并很快成为畅销书，至今依然。（本段摘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