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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英国人对印度的统治是那么的彻底，后来他们撤离这个国家，却又是那么的坚决，无可挽回。”
奈保尔在1975年的游记《印度—受伤的文明》里这样写道。
就修辞角度而言，上述那段话真是意蕴深远，兼具丰富的审美体验。可是，印度人未必会这么认为。纵然奈保尔本人也是印度裔，但他却生长在加勒比地区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并在英国接受了高等教育。所以，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角度或许真的只具有审美体验罢了。
回头来看，就事实而言，英国人并没有完全忘却印度，无论他们怀有何种情愫。
最近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热门英国电影《贫民富翁》就是一个例证。
影片是根据印度外交官Vikas Swarup的小说Q/A改编的。Q/A即英文“问题”与“答案”的首字母。小说在2006年就被翻译成36种语言在很多国家发行，而且从2006年到2008年3年间，获得了众多的图书大奖。
该片讲述了一位来自孟买贫民窟的少年如何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提示，回答出了种种问题，最终赢取百万大奖，继而跟失散女友重逢的故事。
故事的主线极为传统，表现内容非常丰富，并由此向观众展示了一幅当代印度的风情画。影片大受欢迎及好评，在今年的奥斯卡上斩获颇丰。
印度再一次回到了全球电影观众的视野中。而且，是又一次地经英国人之手。（该片导演丹尼·博伊尔为英国人，前作为《猜火车》。）
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就在二十多年前，也有两部英国人拍摄的印度背景影片同样大受欢迎，甚至也同样在奥斯卡上风光十足。
可以这么讲，它们是先驱，而《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竟然在无意间延续了这样一个“印度—英国”话题。
其一是《印度之行》，由英国大导演大卫·里恩拍摄，而取景地也涉及孟买。
其二为《甘地传》，由英国著名导演阿顿巴勒拍摄。
这三部影片串在一起，恰好构成了一条“印度—英国”的历史情感线索。
《印度之行》讲述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人在印度的所见所闻，反映的是印度其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风貌。
而《甘地传》讲述的则是上世纪40年代印度独立建国时期的风雨。
到了《贫民富翁》，英国就已经完全消失在了影片的描述中。这或许是因为，当代印度和英国的联系再不似过往般紧密了。
而三部影片里印度人的角色面貌也由模糊、陪衬到了现今的清晰、主要。
在《印度之行》里，印度人是作为英国人观念与文化的比较面出现的。在殖民者眼里，他们无可避免地陷入了麻木、逢迎的境地，同时，也有部分印度知识阶层仰慕英国的一切，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讨好着每一个英国人。然而，一次小小的争议就使双方的地位暴露无遗，即便双方力图回避，却也身陷其中，难以回旋。这就是历史设定给人的限制。套用《贫民富翁》中的结语就是：这是命中注定的。（It is written.）
此外，《印度之行》里的印度，在擅拍巨片的大卫·里恩的镜头中，显得极为优美而壮观。不论是马喀巴洞穴，还是星空下的清真寺，抑或是孟买的印度门，都是那样的宏大而摄人心魄。同时，印度的苦痛与挣扎竟也在无形中被稀释了许多。
《印度之行》是宏观而历史的，其命题也具有永恒的意味。让人玩味的是，得之于影像的过于优美，全片笔法更像是提炼过的历史书籍，而不像述说当时当下的小说，虽然该片也改编自同名小说。
而在《甘地传》里，印度则表现出面临独立前的抗争和犹豫。在这部影片里，印度人开始以主角面貌出现，并展现出了印度独有的抗争方式：非暴力不合作。在这个几乎全年炎热的国度里，接受英国教育出身的甘地，脱下了浆硬的白衬衫，换以自织的粗布衫以唤起印度的民族意识。
印度从此告别了英国。
就表现手法而言，阿顿巴勒的方式极像大卫·里恩，二者似乎都是英国老派荣光的具体再现。在影片叙事上，都显得冷静而节制，故事结构繁密，拍摄技艺精湛考究，画面壮观，完全是洋洋洒洒的帝国派头。作为一种美学体验，他们的影片的确具备一种罕见而隽永的特质。
不过，这一切在《贫民富翁》中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贫民富翁》仅就色调而言就是热情洋溢的，剪接更是快速利落，力图调动起观众的全部情绪，而且载歌载舞。
这是新一代的“印度—英国”电影，糅合了好莱坞与宝来坞的技巧。
可是，也会有人提出：为什么影片中的印度显得如此不堪？就主观感受而言，《贫民富翁》中的印度要远比《印度之行》《甘地传》里的印度更脏更乱，而且其脏乱仅就绝对标准而言，就已达到了几乎无法令人忍受的地步。为什么该片要这样无所顾忌地展现这一切呢？
难道新一代的英国导演已经失去了如老派导演般的节制？难道他们对奇观的一种—贫穷怀有更大的窥视欲，却看不到印度在独立后的成就？
但这就是印度。《贫民富翁》之视角瞄准的是印度社会的底层—赤贫阶层，其外景地就是上过《国家地理》杂志的孟买巨型贫民窟。
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关乎传播学上所谓“关键词”描述的问题。
而英国自身也碰到过这样的“尴尬”。
上世纪50年代，英国政府曾委托美国一家广告公司为其展开对美的旅游推广业务。不久，美国广告公司推出了其设计的方案。
但令英国政府感到困惑的是，广告中的英国满是阴雨天气以及农舍。为此，他们召来了那家广告商，问为什么不提及英国是发现了青霉素、拥有核电站、能制造喷气引擎的先进国度，却把英国打造成了一个类似于19世纪般的乡村？
对此，美国广告商是这样回答的：来自摩天大楼国度的人们，会对大洋彼岸的摩天大楼感兴趣吗？他们感兴趣的正是英国的乡村特色，而这也是英国所特有的。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样的宣传角度对促进英国旅游确有裨益。
这就是英国遭遇到的“关键词”问题，印度也不例外。很多时候，这不关乎心态，而只是一个传播学的问题。而且，该片也并没有忽略掉印度的另一个极具科技色彩的“关键词”，那就是主人公后来所供职的话务远洋外包服务公司。（因为印度人大多通晓英语，所以自上世纪90年代始，欧美国家将需要人工接听话务的工作越洋分包给了印度。）
印度的确有贫民窟。事实上，英国也有。而影片描述的也正是贫民窟，事情就这么简单。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肮脏的、堕落的，相反，影片主人公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就是绝好的反证。
贫民窟的一切并没有成为主人公自我沉沦的借口，而是成了他拓展生命力的鲜活教科书。在那里，他学到了生存的智慧、生存的技巧以及对美好情感的执著。贫民窟，的确是人生、社会的悲剧，但用土耳其
帕慕克的话来说，这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这恐怕也就是该片的感人之所在。
这一次，英国导演热情洋溢地宝来坞化了。英国人眼中的印度不再是充满政治思辨与帝国回忆的话题，而是家常的传奇故事。
英国人撤离了印度，但并没有远去。
以后的“印度—英国”电影，又会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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