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安吉洛（MayaAngelou）生于1928年，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女诗人、 、编剧、歌手。她最著名的作品，是六部自传体小说：《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IKnowWhytheCagedBirdSings，1969）《以我的名义重整旗鼓》（GatherTogetherinMyName，1974），《像过圣诞节般唱歌、跳舞、欢乐》（Singin’andSwingin’andGetting’MerryLikeChristmas，1976），《女人心》（HeartofaWoman，1981），《所有上帝的孩子都需要旅游鞋》（AllGod’sChildrenNeedTravelingShoes，1986），《掷向天堂的歌》（ASongFlungUpToHeaven，2002）。六部书，陆陆续续在三十年时间写成，她的人生故事，几乎尽收其中。我想阿妈也许都没意识到她对身边的一切都寄托了无比深沉的爱。”这段经历对玛格丽特至关重要，尽管她后来去了圣路易斯，和她那位高贵美丽的母亲一起生活，但不论是她的母亲、她的祖母，还是她的舅舅们，给她的影响，都不及这位老太太（还有“服侍我一生的神灵：书籍”），她给小女孩的生命，铺上了坚韧、善良的底色，让她足以抵御此后的一切寒凉，一切波动。从小镇出发，直到成为旧金山电车上第一个受雇的黑人，从奶奶的杂货铺长大，经历了被强暴、自我放逐、成为未婚妈妈，她十八岁之前的经历，超过一个来自小镇的黑人女孩应对的范围，但她都见招拆招，这种能耐，多半来自她的导师——“阿妈”。“在我生命中的这段时间里，我所拥有和忠于的一切都极为奇特地成双成对：阿妈和她的庄重果断；弗莱沃丝太太和她的书籍；贝利和他的兄妹之情；妈妈和她的欢乐；科文小姐和她的学识；晚间课程的戏剧和舞蹈。”这部小说被视为成长小说，但成长不是自发完成的，需要滋养，一个人的自我意识，不是凭空确立的，需要材料、样板，他们，所有这些坚实的、朴素的人，是玛格丽特“成长”的养料，她也意识到了这点：“对英雄与坏人的印象、对爱与憎的区分最初也是在早期的那个环境中形成，并永久地充当着是非评判的标签。多年之后，在小镇成长起来的人们离开了故土、苍老了容颜，甚至连谋生手段、进取之心和生存目标都不再相同，但不管他们带着的是怎样的面具，那后面依旧是一张孩子的脸。”那些图景，那些图景上的人，构成玛格丽特灵魂中最坚实的部分，也构成这部小说最丰富的部分。2《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和同时代以成长为主线的作品又有所不同，因为主人公是黑人，她成长的年代，是黑人备受压制、轻视的时代。“阿肯色的‘斯丹普’（Stamps）是‘奴隶印记’；佐治亚的‘奇特林’（ChitlinSwitch）是‘黑人剧院之路’；亚拉巴马的‘韩镇’（HangEmHigh）是‘把他们高高地吊起来’；密西西比的‘黑鬼镇’是‘黑鬼，别让太阳在你这里落下去’（DontLettheSunSetonYouHere,Nigger）——这些都是与黑人有关的描述性地名。”在斯丹普，黑人和白人的生活区域泾渭分明，以至于很多黑人孩子不知道白人是什么样。“作为一个黑人是可悲的，我们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残忍地培养为驯服的绵羊，我们甚至可以安静地倾听别人嘲笑自己的肤色，而不作任何辩解。我们都应该死。我想我会很高兴看到我们全部死掉，一具具尸体堆在一起。……作为一个物种，我们面目可憎，我们所有人。”尽管“阿妈”努力撑起自己的尊严，但在白人面前，这种尊严像个幻影，时时遭到打击。大萧条时期，“阿妈”曾经借钱给很多黑人和白人，但其中大多数人没来还钱，当玛格丽特因为牙病需要求医时，“阿妈”向曾经跟她借过钱的林肯医生求助，结果遭到羞辱。玛格丽特曾经仰慕过那些黑人中的江湖人士，因为他们替黑人出气，报复了
　　
　　《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是六部作品中，最著名的一部。这部小说的书名来自保罗·劳伦斯·邓巴的诗《同情》，书中描绘的是她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时间跨度为1931年到1947年。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轰动，此后四十年时间里，获得无数荣誉，在多年后的1997年，还连续153周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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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岁时，玛格丽特·约翰逊和哥哥小贝利·约翰逊，被“邮递”到阿肯色的斯丹普，从此和他们的奶奶生活在一起，在斯丹普的黑人区，在童年的他们“看来就是整个世界”的地方，玛格丽特度过整个童年。
　　
　　斯丹普是个小镇，从环境、风俗、气质上来说，和那些频频出现在美国文学中的小镇，似乎并无不同，晒得发黑的绿树、幽暗又璀璨的黄昏，教堂、学校、杂货铺，毕业典礼、夏日炸鱼野餐，放到舍伍德·安德森、福克纳、卡森·麦卡勒斯、奥康纳小说里，也丝毫不觉异样。
　　
　　给玛格丽特白纸一张般的灵魂图景，染上最初色彩的，也就是这些景象，让她在将近四十岁的时候，还念念不忘：“早晨的商店有些空旷和冷清，就像一份来自陌生人的礼物。打开店门就是扯开礼物上的丝带，外面柔和的光线透了进来（店门是朝北的），缓缓地照过货架上的金枪鱼、大马哈鱼、烟草和针线，最后停在猪油桶上。如果是夏日，那桶油会缓慢地变软，最后成为透明的液体。”
　　
　　画面只是背景，人才是主角，麦克尔罗伊先生，霍华德·托马斯先生、梦罗姊妹（她有天在教堂里发了疯，高喊“把那事儿讲出来”，这句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小镇居民的“典故”）、默菲先生、伯莎·弗劳尔斯夫人、林肯一生，还有“可怜的泰勒先生”，他的妻子去世后，他就在镇上吃百家饭，大家也欣然接纳他。那些诈骗黑人的白种人：“在20世纪尚未开启的岁月，这些生来黑皮肤的男人，原本毫无疑问要被那个时代碾成无用的碎末。然而，他们却以自己的智慧撬开了紧锁的社会之门。他们不但在‘游戏’中变得富有，还获得了为同族人复仇的快感。”仅有这种快意是不够的。快意只能持续一时，而在更长的时间里，黑人不被当做“完整的人”，没有自我意识，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文学作品里。他们是符号，是陪衬，有固定形象和描写的套路，哪怕出自善意。他们是永远忠心耿耿的胖女奴，在白人小姐为情所困时，在围裙上擦擦手，替小姐吐槽，是永远憨厚朴直的黑大叔，在白人小孩来度假时，示范一两手绝活。仅此而已。所以，尽管在玛雅·安吉洛之前，已经有理查德·赖特、拉尔夫·艾里森和詹姆斯·鲍德温，为黑人书写，他们的书写，也为黑人在文学上成为“完整的人”提供了证明，但玛雅·安吉洛（以及同时成名的托妮·莫里森）的女性身份，却让她们更进一步，不仅写出了黑人的坚韧、乐观、愤怒，也写出了更隐秘的情愫，更不可言说的迷梦，以及更难以启齿的欲望。文学上的平等，大概就是这样的：不再停留在与外部的抗争、愤懑上，而进一步探索和表露自己的内心，毫无障碍地展示和别人一样的内心幽微，而且更多机智，更多幽默。《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里，对玛格丽特童年欲望的描写，对玛格丽特在哈莱姆区生活的描写，就是这种平等的组成部分，也是这本书的风暴眼，是争议的来源。时移事往，玛雅·安吉洛书写的时代已经过去，那种强烈的隔离已经不复存在，或者说，已经没有当日那样严重。但强和弱的冲突、富有与贫穷的对立，永远存在，永远在我们生活中劈开深沟，让一些人不被当做“完整的人”，处于被忽略的位置。所以玛雅·安吉洛的书，直到今天，也依旧能在我们内心深处引起共鸣。“黑人”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黑人，而是“所有长着黑色羽毛的鸟”，“他们坚强，他们心怀希望，他们不畏艰难，也不畏神明，唱出自己的歌”。
　　
　　当然，最重要的人物，还是她的奶奶安妮·亨德森，玛格丽特称她为“阿妈”，这位黑人老太太，因其沉着、智慧，成为斯丹普小镇上唯一一位被人们冠以“夫人”称谓的女士。“工作、责任、宗教和‘地位’充满了她的世界，我想阿妈也许都没意识到她对身边的一切都寄托了无比深沉的爱。”
　　
　　这段经历对玛格丽特至关重要，尽管她后来去了圣路易斯，和她那位高贵美丽的母亲一起生活，但不论是她的母亲、她的祖母，还是她的舅舅们，给她的影响，都不及这位老太太（还有“服侍我一生的神灵：书籍”），她给小女孩的生命，铺上了坚韧、善良的底色，让她足以抵御此后的一切寒凉，一切波动。从小镇出发，直到成为旧金山电车上第一个受雇的黑人，从奶奶的杂货铺长大，经历了被强暴、自我放逐、成为未婚妈妈，她十八岁之前的经历，超过一个来自小镇的黑人女孩应对的范围，但她都见招拆招，这种能耐，多半来自她的导师——“阿妈”。
　　
　　“在我生命中的这段时间里，我所拥有和忠于的一切都极为奇特地成双成对：阿妈和她的庄重果断；弗莱沃丝太太和她的书籍；贝利和他的兄妹之情；妈妈和她的欢乐；科文小姐和她的学识；晚间课程的戏剧和舞蹈。”
　　
　　这部小说被视为成长小说，但成长不是自发完成的，需要滋养，一个人的自我意识，不是凭空确立的，需要材料、样板，他们，所有这些坚实的、朴素的人，是玛格丽特“成长”的养料，她也意识到了这点：“对英雄与坏人的印象、对爱与憎的区分最初也是在早期的那个环境中形成，并永久地充当着是非评判的标签。多年之后，在小镇成长起来的人们离开了故土、苍老了容颜，甚至连谋生手段、进取之心和生存目标都不再相同，但不管他们带着的是怎样的面具，那后面依旧是一张孩子的脸。”
　　
　　那些图景，那些图景上的人，构成玛格丽特灵魂中最坚实的部分，也构成这部小说最丰富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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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诈骗黑人的白种人：“在20世纪尚未开启的岁月，这些生来黑皮肤的男人，原本毫无疑问要被那个时代碾成无用的碎末。然而，他们却以自己的智慧撬开了紧锁的社会之门。他们不但在‘游戏’中变得富有，还获得了为同族人复仇的快感。”仅有这种快意是不够的。快意只能持续一时，而在更长的时间里，黑人不被当做“完整的人”，没有自我意识，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文学作品里。他们是符号，是陪衬，有固定形象和描写的套路，哪怕出自善意。他们是永远忠心耿耿的胖女奴，在白人小姐为情所困时，在围裙上擦擦手，替小姐吐槽，是永远憨厚朴直的黑大叔，在白人小孩来度假时，示范一两手绝活。仅此而已。所以，尽管在玛雅·安吉洛之前，已经有理查德·赖特、拉尔夫·艾里森和詹姆斯·鲍德温，为黑人书写，他们的书写，也为黑人在文学上成为“完整的人”提供了证明，但玛雅·安吉洛（以及同时成名的托妮·莫里森）的女性身份，却让她们更进一步，不仅写出了黑人的坚韧、乐观、愤怒，也写出了更隐秘的情愫，更不可言说的迷梦，以及更难以启齿的欲望。文学上的平等，大概就是这样的：不再停留在与外部的抗争、愤懑上，而进一步探索和表露自己的内心，毫无障碍地展示和别人一样的内心幽微，而且更多机智，更多幽默。《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里，对玛格丽特童年欲望的描写，对玛格丽特在哈莱姆区生活的描写，就是这种平等的组成部分，也是这本书的风暴眼，是争议的来源。时移事往，玛雅·安吉洛书写的时代已经过去，那种强烈的隔离已经不复存在，或者说，已经没有当日那样严重。但强和弱的冲突、富有与贫穷的对立，永远存在，永远在我们生活中劈开深沟，让一些人不被当做“完整的人”，处于被忽略的位置。所以玛雅·安吉洛的书，直到今天，也依旧能在我们内心深处引起共鸣。“黑人”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黑人，而是“所有长着黑色羽毛的鸟”，“他们坚强，他们心怀希望，他们不畏艰难，也不畏神明，唱出自己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