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缘于萧红在国内外文学界影响日隆，一个疑问间或嘁嘁嗦嗦于各类场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坛上，萧红并未受过系统的文学教育和严格的写作训练，最初的创作起点不能说高，一些作品不乏粗疏、生涩和散漫。然而，仅仅三年时间（1933-1935），她却异军突起，后来居上，迅即成为一颗耀眼的文学新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进而，赢得了历史的接纳和时代的褒奖。

　　个中原因和奥妙究竟在何处？

　　对此，专家们给出的回答大多着眼于天赋。张梦阳先生以为：“对于萧红来说，她的那些欠成熟的作品的吸引力，来自一种灵异和气场，这是不能用文学概论的既定理论解释的。”刘纳女士则表示：“惊羡萧红看似稚拙却能‘力透纸背’（鲁迅）的文字”，佩服“她仿佛不须费劲便拥有的文学才能”。此处，所谓“灵异”、“气场”和“不须费劲”云云，说到底是一种天赋，即一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出色地驾驭语言和编织作品的能力。

　　不能否认，就文学创作而言，萧红的确具有超凡的天赋。无论是对生活和文字特有的敏感、睿智和才情，还是描写场面、细节和景物的出奇、独特和脱俗，萧红莫不令同行不能及。大凡读过萧红作品者，总会产生深切的领悟和充分的感知。不过，我觉得，若想真正弄清楚萧红于文学上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仅仅看到天赋恐怕远远不够。如果漠视萧红后天的对于文学创作的种种探索和追求，那不仅是对于她的不公，更是对于文学史的亵渎。

　　对此，萧红自己留下过重要的陈述。据聂绀弩回忆，1938年初，或在临汾或在西安，他与萧红做过一场关于文学创作的谈话。当时聂绀弩称赞萧红是才女，堪比《镜花缘》里应武则天考试，从群芳之中脱颖而出的唐闺臣。萧红却对此说不认可，她说自己是《红楼梦》中人，而非《镜花缘》里神。聂绀弩写道：

　　这确是我没想到的。我说：“我不懂，你是《红楼梦》里的谁？”我一面说，一面想，想不起她像谁。

　　“《红楼梦》里有个痴丫头，你都不记得了？”

　　“不对，你是傻大姐？”

　　“你对《红楼》真不熟悉，里面的痴丫头就是傻大姐？痴与傻是同样的意思？曹雪芹花了很多笔墨写了一个与他的书毫无关系的人，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理解。但对我说，却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写的就是我。你说我是才女，也有人说我是天才。似乎要我自己也相信我是天才之类。而所谓天才，跟外国人说的不一样。外国人所说的天才是就成就说的，成就达到极点，谓之天才。例如恩格斯说马克思是天才，而自己只是助手，是指政治经济学这门学说的。中国的所谓天才，是说天生有些聪明、才气，俗话谓之天分、天资、天禀，不问将来成就如何。我不是说我毫无天禀，但以为我对什么不学而能，写文章提笔就挥，那却大错。我是像《红楼梦》里的香菱学诗，在梦里也做诗一样，也是在梦里写文章来的，不过没有向人家说过，人家也不知道罢了。”——聂绀弩·《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

　　这段谈话里，萧红虽然承认自己并非“毫无天禀”，但对于认为自己是“天才”，“对什么不学而能，写文章提笔就挥”的说法，给予了断然的否定，明言“那就大错”。聂绀弩之所以转述萧红这番自我评价，目的在于提醒人们，不能仅仅过高估计萧红在文学创作上的天赋因素。用聂公自己的话来说：“萧红虽然是我们大家公认的才女，她的著作，全是二十几岁时候写的。但要以为她是不学而能，未曾下过苦功，却是错的。这种错误看法，很容易阻碍青年学习写作。‘我没有萧红那种天生的才能，学习写作就学不好’。这样一想就万事都休了。”

　　自喻为《红楼梦》中“痴丫头”的萧红，在文学创作和成才的道路上，下过怎样的“苦功”？

　　不少人心目中，萧红的一生，在学校里读书的时间不多：初中毕业，由于不能忍受家庭的包办婚姻而出走，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因此，她的文化素养谈不上丰厚。这个看法固然来源于萧红的真实生活境遇，但由此而来的推论就不那么妥帖了。现实生活中，一个 的文学和文化素养的高下，尽管与接受学校系统教育的程度相关，不过，二者之间绝非必然的正比例关系；其中， 本人几乎与生命同行的求知欲、学习精神和自学能力，不仅具有重要意义，有时甚至起决定性作用。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可以欣喜地发现，中外文学史上出现过高尔基、沈从文这样的自学成才的文学大家。

　　当然，由于萧红过世太早，她已有的文学成就还不足以与高尔基乃至沈从文同论，然而，若仅就知识输入与文化积累的方式和途径而言，三者之间不无共同之处，即都是在社会这座大学堂里，凭借勤奋刻苦精神，不断地充实提升自己，最终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代表人物。

　　有资料显示，萧红大约从五岁开始，就接受古典诗词的启蒙，蒙师就是非常喜爱她的祖父。那时萧红随祖父起居，每晚临睡前，或者早晨醒来后，祖父都要教她吟诵《千家诗》，萧红对此很是着迷。有时半夜醒来，萧红还会忍不住高声念诗。如此诗教，虽说有着游戏和消遣的成分，可对于培养小孩子的文学兴趣和语言感觉，有着十分作用。萧红小学期间各科成绩都好，尤其对语文课特别有兴趣，作文经常受到老师的夸奖。到哈尔滨读中学后，受时代风潮的影响，萧红大量地阅读了鲁迅、茅盾、郁达夫、郭沫若、冰心等人的新文学作品，潜心揣摩了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以及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等古典文学名篇，浏览了校园里能够找到的外国 的作品。她的散文《一九二九年底愚昧》曾谈到，自己上中学时读美国 辛克莱小说《屠场》的情形。有人回忆到，那个时候的萧红很投入地读过托尔斯泰、普希金、莫泊桑、雪莱、海涅等的作品，并以此顺理成章转化成一股浓郁的写作兴趣：萧红在学校的黑板报和校刊上留下了最初的诗歌和散文。

　　踏入社会以后，萧红辗转于北京、青岛、上海、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生活极不安定，但始终保持了读书不辍的习惯。即便在成名之后，仍旧坚持不懈。譬如，萧红羁旅日本，最初的动机是为了疗伤于心灵和情感，可一旦安定下来，她立马抓紧时间充实自己：边读日语，以便于阅读寄居国的文学作品；边研修唐诗，意图打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她在给萧军的信里呼叫：“唐诗我是要看的，快请寄来！精神上的粮食太缺乏！所以也会有病！”这样的文字清晰地告诉我们，写信人迫切的要读书学习的心情。萧红的老友舒群等人回忆到，萧红成名后，始终保持着始于中学时代对俄国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的由衷喜爱，常于创作间隙，仔细研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柯夫、法捷耶夫等人的小说。刊于《七月》杂志的《无题》里，她针对所谓“屠格涅夫好是好，就是生命力不强”的说法，写道：“屠格涅夫是合理的、幽美的、宁静的、正路的，他是从灵魂而后走向本能的 。”说明萧红在深入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之后，已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此外，萧红的作品中至少还出现过美国的杰克伦敦、史沫特莱，法国的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爱尔兰的叶芝，英国的曼殊菲尔，德国的雷马克、丽洛琳克，俄国的班台莱耶克等人。作为 的萧红，实际上对于文学作品涉猎很广，因此而有了相当程度的文学积淀以及文化素养。

　　迄今为止的研究者大都认为：萧红是一位生活型、感受型和体验型的 。她文字最显著的长处和最抢眼的特色，是源于艺术直觉的本真书写和原生态呈现。当年，刚认识萧红的鲁迅对此就有着敏锐的洞察，他在读罢萧红的小说《小六》后断言：全篇“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 ’的作品大两样”。这种“热情”主要来自萧红与天地万物的血脉相连；而她之所以不屑于“只玩技巧”，则因为她的生命乃至生活接了“地气”，拥有着远胜于技巧的无比魅力。

　　萧红的创作擅长汲取和表现天地万物的自在之态和原生之美。然而，这种汲取和表现在萧红那里，绝非是对生活素材、个体经验简单的照搬和随意胪陈；而是明显注入了 对创作与生活、作品与素材之间深刻的思考和自觉的选择。

　　作为一个靠生活汁液浸泡出来的 ，萧红应该有着这样的自觉：要保持文学创作持久的生机与活力，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做到始终对生活素材和生命体验的充分占有，因为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素材和体验始终处在很高的损耗状态。 越勤奋，创作越频繁，生活素材和生命体验的积累就投入的越多，损耗的越大。长此以往， 就会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甚至江郎才尽。有鉴于此，萧红善于从自己的经历和境遇出发，扩大生活视野，及时发现和观察一些有意思以及有意义的人物和事件，从而有效地积累创作素材和经验，使之不断走向开阔和丰赡。

　　沿着萧红的文学创作轨迹，我们欣喜地看到其中艺术视野和审美对象的变幻和延伸：由相对封闭愚昧的的呼兰河乡土到苦雨凄风的哈尔滨街区，再到光怪陆离而又炮声阵阵的上海滩，直至更为开阔繁复却也更为纷乱板荡的战时中国；同时，我们还看到了与之相呼应的各类创作题材的作品：从《王阿嫂的死》、《生死场》、《看风筝》，到《欧罗巴旅馆》、《饿》、《同命运的小鱼》，再到《天空的点缀》、《火线外（二章）》、《回忆鲁迅先生》，直至《放火者》、《马伯乐》、《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等等。其中， 旺盛饱满和恒久的艺术创造力和生命力，得到了最为有力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