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陆征祥，学过历史的人多多少少都会对他有一些印象。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鹿曹獐”中“鹿”就是指的时任外交部长的陆征祥，记得笔者当时初中使用的人教版八年级下册历史课本（2007年的时候）上提到这一历史事件时还把这三人描述成汉奸，卖国贼。身为外交总长得陆征祥更是背负了很大的骂名。其实这是很不公平，也很不客观的，完全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性。
　　
　　先说这个所谓的“二十一条”，其实是并不准确的，二十一条只是日本单方面提出来的，并未为中国所接受。袁世凯与之签订的是修改过后的《民四条约》。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抛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立即就召开了紧急会议，他认为不能就这样随便的答应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而是要逐条进行讨论，并且尽可能的还要拖延时间，以试图争取其他列强的同情和支持。同情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其他列强也绝不会坐视不管，因为日本的这些条约损害了他们在华的利益。
　　
　　开始与进行日本谈判的是时任外交总长的孙宝琦，但是这货不争气。非得违背袁大总统的意思，和日本人进行笼统商议，不进行逐条讨论，因而也违背了袁世凯拖延时间的策略。既然你不给我面子，也别怪我不客气。袁世凯二话不说就免去了孙宝琦的职务，重新起用陆征祥为外交总长，
　　
　　陆征祥尽管一百个不情，一百个不愿，但也只好硬着头皮走马上任。日本想着是天天都和中国进行谈判，而中国想的则是一周一次。双方最后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一周三次。每次谈判的时候，陆征祥便吩咐上茶敬烟，以求拖延时间，实实在在的国力没有，也只好多耍些小聪明了。日本人也不好说什么，毕竟这也是中国人的礼节风俗。
　　
　　但是该来的还是会来的，狗逼急了还翘腿撒尿呢，何况日本呢。日本人等得不耐烦了，5月7日这一天便下发最后的通牒，中国必须在48小时内在条约上签字。人弱被人欺，袁世凯也只能被迫同意。但是暂不接受二十一条中第五号的第七条，除此之外，其余都接受。5月9日，经袁世凯过目后的顾维钧执笔的政府声明，由陆征祥亲自送往日本大使馆。
　　
　　5月17日，陆征祥以外交部的名义，全文发布了一份同样由顾维钧执笔的声明，向外界披露了中日交涉的始末。同月25日，陆征祥不得不在“二十一条”上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代表签字。在那一刻，陆征祥也心知肚明，自己成了民族的罪人，出卖了国家的利益，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时局逼迫着他这么做，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即使他陆征祥不做也会有张征祥李征祥来做。
　　
　　晚年时候的陆征祥还常常自责不已。他曾经向到访的客人出示一份记载着签订二十一条的报纸，而且十分伤感说：“这是一件令人碎心的事。每年我们都有一个纪念日，在这一天我常要流泪。”5月9日这一天的确被当局全国教育联合会定为国耻日，称“五九国耻”。
　　
　　其实陆征祥成为一个外交官有一定的机缘巧合的。陆征祥，字子欣，1871年6月12日出生于十里洋场——上海，祖籍江苏太仓。鸦片战争的时候，他的父亲陆云峰辗转到上海，生计所迫不得不进入教会，开始信仰基督教新教，陆征祥的母亲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可惜的是，在陆征祥八岁的时候因病撒手人寰。
　　
　　13岁的时候，陆征祥进入了由总理衙门主办的上海官办的新式学校——广方言馆。广方言馆和当时的北京同文馆一样，旨在培养外语人才，开设的主要课程是法语、英语，除此之外还开设了格致等课。而当时陆云峰之所以送陆征祥进广方言馆，习得一门外语，并不是打算让他将来当个什么外交家之类的，他的想法很简单，只是希望陆征祥将来能够出洋学些实务，好回上海做邮局职员。
　　
　　1890年夏，陆征祥又进入北京同文馆继续深造，攻读法语和法国文学。两年之后，即1892年，陆征祥的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到了。是年，清政府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许景澄回国休假期将满，临行前，他请总理衙门筛选学生到圣彼得堡担任翻译工作。平时聪明好学，做事沉稳的陆征祥便被选中。
　　
　　在赴俄国前，陆征祥和他的父亲都以为只是出国历练一番，没想到许景澄十分欣赏陆征祥，有心要栽培平民出身、没有染上官场恶习、有思进取的这个年轻人做外交官。陆征祥也把许景澄当成恩施来看待，受其影响，陆征祥开始信奉天主教，但许景澄本人是不信奉天主教的。
　　
　　陆征祥在俄国圣彼得堡期间，不仅有恩师无微不至的关怀，而且还收获了爱情。陆征祥认识了比利时驻俄公使的一个亲戚——培德·比夫小姐。培德的祖父和父亲均系比利时的高级军官，她本人举止娴雅，又有几分家传的刚毅。陆征祥对培德一见钟情，一生都敬爱有加。
　　
　　但是很多人都不看好他的这份爱情，甚至是陆征祥的恩师许景澄也不赞成。一方面主要是当时国民风气未开，鲜有与外人结合者。更重要的是，培德竟然比陆征祥大了十六岁。陆征祥当时二十八岁，而培德已经四十四岁了。尽管面对众多的非议，1899年2月12日陆征祥还是和培德在圣彼得堡举行了婚礼。
　　
　　这个时期的陆征祥可谓是爱情事业双丰收，在许景澄的赏识下，陆征祥平步青云。1905年的时候被清政府擢升为驻荷兰公使，任职期间，曾以清朝全权大臣的身份出席了世界第二次和平会议。在会议上，陆征祥大显口舌之才，赢得了国际赞誉。更为让人闪瞎狗眼的是，他和一些小国家联合在一起，确立了罗马字母顺序排列了国家的方法。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陆征祥收到了袁世凯属下梁士诒发来的私信（密电），让他联合驻外使节，督促清帝溥仪退位。但是除了参赞王光祈，其他人都不同意。陆征祥就力排众议，联合驻荷兰公使刘镜人（当时陆征祥已离开了荷兰，重新担任了驻俄公使）12月31日，发电促请溥仪下台。
　　
　　溥仪下台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于1912年3月10日旧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唐绍仪在南京组阁时，又任命陆征祥为外交总长。起初陆征祥不肯同意回国就职，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等都纷纷发电促其赶快回国走马上任。到最后，培德也劝其回国。陆征祥也不再坚持，向袁世凯约法三章，袁世凯也同意了。就这样，陆征祥上了袁世凯的贼船。
　　
　　其后陆征祥曾接替唐绍仪代理内阁总理一职，但终因其政治经验才能不如外交才能，不得不炒了袁世凯的鱿鱼，辞职不干了。辞职之后，也并没有立即重新担任外交总长一职，而是挂了个总统府高等外交顾问一个虚名。
　　
　　不久后，沙俄试图染指外蒙古，刚上任的外交总长梁浩如束手无措，便申请辞职，袁世凯又重新起用了陆征祥担任外交总长。起初陆征祥与沙俄签订了一个比较妥善的方案，但最后向来不讲信用的沙俄背信弃义，推翻协议，试图另辟新案。陆征祥无法忍受，不得不再次递交辞呈。
　　
　　等到陆征祥再次回到外交总长的位子上时，就是1915年“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了。这个事件也成为他一生的痛，饱受国人的骂声，一直到现在。一步走错，满盘皆输。
　　
　　1918年，陆征祥再次出任外交总长，不过这次老板换了，是给徐世昌打工。1919年5月，陆征祥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关于作为战争国的中国是否要在损害中国利益的巴黎和约上签字。6月24日，徐世昌迫于西方压力密电陆征祥命令他签字。迫于外界无数仁人志士反对的压力，中国代表团终究没有签字，只是作了一份声明。
　　
　　如果没有外界那么多的舆论压力，想必陆征祥有了上次惨痛的记忆也不会在犯傻了，在5月4日给外交部的致电中陆征祥陈明心迹：“祥1915年签字在前，若再甘心签字，稍有心肠，当不至此。”
　　
　　回国后，陆征祥称病辞去外交总长一职，其后虽亦有任职，但也只不过是公使、代表一类的职务。在其爱人病逝后，他接受了宗教的洗礼，在1935年的时候，苦修八年终于晋升本笃会司铎，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于右任等人也都寄去礼物，以示祝贺。
　　
　　1949年1月15日，陆征祥带着“一切为中华”的遗言在布鲁日圣方济修女医院溘然辞世，留有《人道主义的会合》一书遗世。观其一生，有凄苦的童年，后遇贵人得以平步青云，实现逆袭，谁曾想却因一步棋错，而落得万千骂名。世人也大都以讹传讹，只看其表，不究其里，却不吝口水唾沫相向，不解他人之苦，不由得不让人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