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讲到董仲舒，熟悉的人一定很多，因为他是儒学史上的著名学者。但是，与他同时代的公孙弘可能就不那么著名了。和董仲舒一样，公孙弘也是《春秋公羊传》的研习者，虽然学术成就远不如董，但是人生历程却辉煌得多。公孙弘走过了从平民到汉相的非凡历程，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精彩传奇。在他之前，李斯也走过这样的历程，但是李斯却不是儒家学者。儒家学者取得丞相地位的，公孙弘是第一个。公孙弘是齐地菑川国人，生于公元前200年，死于公元前121年，他的人生可以给人以许多的启迪。
　　
　　学习永远不晚
　　
　　在中国的教育史上，《三字经》是一本使用非常广泛的启蒙教材，它的中间有这样几句：“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二个字，但是却提到了两个刻苦学习的人。其中，“削竹简”指的就是公孙弘。
　　
　　公孙弘年青的时候曾经做过县狱吏，后来不小心犯了错误被免职。由于家境贫穷，他只好到海边去给人放猪。但是，他对自己的人生并不放弃。经过认真的思考，他认为只有学习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四十多岁的公孙弘开始学习《春秋》这部儒家经典。他没有书，便自己一边放猪，一边削竹简抄书，一有空闲就进行苦读。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五十多岁的时候，他终于成为菑川国非常有名的一位《春秋》学者，为他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公孙弘六十岁那一年，汉景帝去世，年仅十六岁的汉武帝继位。汉武帝少年心性，喜爱儒学，对儒家的政治理论和说理论辩非常感兴趣。第二年，也就是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正式组织贤良对策。他要求全天下的郡国向朝廷推荐有名望的学者，并把他们集中到首都长安进行对策。所谓对策，就是对汉武帝提出的问题进行书面回答。菑川国推荐了公孙弘。他的对策虽然没有出彩，但是也被选中，做了汉朝的博士。不久，公孙弘被汉武帝派去出使匈奴，并在回来后向皇帝报告出使情况。他报告的具体内容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他的报告让汉武帝非常不高兴，就辞退了他。而被皇帝亲自辞退，通常这也就意味着，他不会再有出头之日了。
　　
　　日子又过了十年，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再次召集贤良对策，还是像第一次一样，要求天下郡国推荐人选。菑川国再次推荐了公孙弘。这时，他已经七十一岁了。由于有上次的教训，他一再辞谢。不料菑川国非常执着，要求他必须去。这样，他再一次来到了长安。对策之后，公孙弘再次被录取。考官虽然将他的对策排在后面，但却与其它对策一起呈报给了汉武帝。在所有的对策中，汉武帝惟独对公孙弘的对策非常认可，将其提拔为第一名，并即刻召见了他。
　　
　　这次面见天子，公孙弘经过了精心的打扮。他大概是那种越老就越有范儿的人，史书说“容貌甚丽”。汉武帝非常满意，再次任命他为汉朝的博士，待诏金马门。会见的结果让公孙弘惊喜，他知道皇帝对他非常欣赏，于是就趁热打铁，再次上书。在书中，他不自觉地流露出以周公自比的意思。汉武帝立刻以册书发问：“你觉得和周公比谁更贤明呢？”公孙弘连忙做出书面回答，他说：“我当然不能和周公相比，但是贤人治国，一年有明显的变化，我私下里还是觉得有些慢。”他的回答让汉武帝很是惊讶。不久之后，汉武帝派他去巴蜀了解边疆的情况。回来后，公孙弘谈了许多拓边政策的消极面。对此，汉武帝虽然不予理睬，但是却没有像第一次那样辞退他，相反却让他越来越多地参与国家各项政策的讨论。
　　
　　对汉武帝来说，公孙弘不仅是他好儒的一个象征，而且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因为公孙弘具有许多不可多得的优点。首先，他长期生活在民间，年龄大、阅历丰富，能言善辩，可以提出许多有价值的看法。其次，经过考察，汉武帝认为他处事比较谨慎、厚道。再次，他对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都非常熟悉，办事得体。最后，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儒家的重要经典《春秋》非常熟悉，并且能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这让汉武帝非常欣赏。正是由于有这些优点，公孙弘在一年之中就被提拔为左内史，也就是首都长安的行政首脑，从一名普通的博士一跃而成为帝国的高级官员。
　　
　　公孙弘的成功有许多偶然的因素，比如他越老就越有范儿的外表，比如菑川国推荐的固执，比如年轻的皇帝正在好儒的兴头上等等。但是必须看到，他的成功与他刻苦钻研所积累的学识密切相关，是“学习永远不晚”这句真理的最好证明。
　　
　　善于把握议事沟通的技巧
　　
　　出任左内史后的公孙弘有机会更多地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他深知，汉武帝是一位非常强势的君主，虽然有时也非常注意对政治决策进行广泛讨论，但同时也非常有主见，有时候更是乾纲独断。对公孙弘来说，秉持“沉默是金”这句话是不行的，因为他以博士起家，而博士的职责就是回答咨询、论议政事。同时，汉武帝也根本不允许自己的下面沉默一片。因此，他必须说话。但是如果说的过于坚决，没有弹性，也会触动汉武帝，甚至可能使皇帝对他的态度发生改变。所以，把握与皇帝沟通的技巧是非常重要的。
　　
　　与皇帝进行议事沟通，公孙弘非常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每当议事时，公孙弘都会进行精彩的发言。他的发言常常称古说今，有时候还非常幽默诙谐，引人入胜。对汉武帝这样的领导来说，有言不发要比发言不当错误更大，公孙弘深知这一点。
　　
　　二是多提供选项。公孙弘议事，常常为皇帝准备多个选项，由皇帝自己做出选择。这样一方面他尽到了一个下属的职责，另一方面又避免了代替皇帝做出决策的嫌疑。
　　
　　三是决不在议事时与皇帝直接冲突。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是皇帝专制，统领一切，但是御前议事，激烈的争论仍然时有发生。公孙弘的底线则是从来不与皇帝发生冲突。在皇帝很执着的时候，他会暂时同意皇帝的看法，有时保留意见，有时则干脆承认自己不对。
　　
　　四是议事时多与其它的大臣配合。官居九卿之一的汲黯是个非常固执并且敢于直言的人。公孙弘与他配合良好。一件事，他们商量好，在皇帝面前由汲黯先说，然后公孙弘进行附和。这种做法，汉武帝非常高兴，经常采纳他们的建议。
　　
　　由于善于把握议事沟通的技巧，再加上其它鲜明的优点，公孙弘越来越受到汉武帝的重视。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公孙弘升任御史大夫，成为帝国的天子三公之一，权力巨大，地位显赫。两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24年，公孙弘又出任汉帝国的丞相，成为朝臣之首，并被封为平津侯。以丞相身份被封侯，公孙弘是第一个，从此也就成了一个惯例。汉初，刘邦有“非有功不得侯”的约定，这个“有功”指的是军功，而不是其它方面的贡献。所以，按照这个约定，即使成为百官之首，也不会得到侯封。汉武帝为公孙弘突破了汉高祖的约定，可见重视的程度之深。
　　
　　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
　　
　　作为一位儒士出身的政治家，公孙弘的原则性实际上就是一个儒者的本色。儒家在内政、外交、司法等等方面都有自己的基本倾向。公孙弘议政，基本上保持着这种倾向。虽然，在逆皇帝之意，面折廷争等方面，他有不足，但是保持一个儒者的本色，他还是做到了。
　　
　　郭解是汉武帝时期一个很著名的游侠，早年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后来走上与权贵拉关系，设法漂白自己的道路。一位儒生对郭解提出批评。郭解的一位门客竟然背着郭解杀掉了这位儒生。以这件事的本身来论，郭解的确不知情，于是有关官员想要对郭解以无罪从轻发落。奏报上来，汉武帝亲自组织讨论。公孙弘认为：“郭解虽然只是个平民，可是他的行为挑战公权力，门客以一句话就行凶杀人，郭解虽然不知，但这比他知道罪过还大。”于是汉武帝族诛郭解。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郭解就是一个黑社会。对黑社会采取严厉态度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公孙弘提出的处置意见不管在现代能不能站得住脚，但确实是从他的本色出发的。
　　
　　《汉书·酷吏传》记载了一位名叫宁成的酷吏。这个人在汉景帝时期就很有名。汉武帝继位后被处以“髡钳”的刑罚，闲居在家。后来，汉武帝又想起用他作太守。公孙弘当时是御史大夫，他劝阻说：“我在山东当小吏时，宁成是济南都尉，他主政像狼牧羊一样凶狠，这样的人，不可以任用。”汉武帝就打消了任命宁成为太守的想法。反对粗暴管理和苛酷政治是儒家思想的另一个基本观点，在宁成任职的这件事上，公孙弘同样显示了本色。
　　
　　这两件事是公孙弘的观点被皇帝采纳的例子，当然他的观点也有不被皇帝采纳的时候。比如不赞同设置朔方郡就是如此。公孙弘出任御史大夫的时期，正是汉帝国扩张比较厉害的时候。那时，汉朝在西南边疆建立行政区划，在东部朝鲜半岛上设置苍海郡，在进攻匈奴取得重大战果后又开始筑朔方城，建立朔方郡。国力的消耗非常巨大。公孙弘从儒家的观点出发，多次对汉武帝进行谏诤。汉武帝均不予采纳。当然，御史大夫的意见汉武帝也不能忽视。于是，皇帝就让朱买臣等人与公孙弘进行辩论。朱买臣讲了设立朔方郡的十大好处。公孙弘知道自己无法说服皇帝，只好认错，他说：“我是山东的一个鄙人，不知道设立朔方郡居然有这么多的好处，既然如此，那么是不是放弃西南夷和苍海郡，专门来经营朔方呢。”汉武帝于是同意。这个结果有公孙弘的灵活性在里面，就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皇帝和其它大臣的意见，那么与其硬顶，不如设法降低不利的程度。
　　
　　儒家是不主张武力扩张的，汉武帝深知这一点。可是在他扩张比较激烈的时候，却任命了公孙弘这样一位儒者出身的丞相。这一人事安排自有它的深意。汉武帝是希望公孙弘的存在能够维持一种平衡。显然，这是他的一种政治智慧。
　　
　　奠定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
　　
　　公孙弘以《春秋》白衣术士而成为天子三公，对汉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从此《春秋》成为显学，研习的学士比比皆是，以至于史书说“天下从风”。这标志着汉帝国拓宽了自己的用人渠道，儒者与学士成为官员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