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美学史上有一位令人难忘的著名美学家邓以蜇，他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之一。邓先生是可说是名门之后，他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邓石如六世孙，他又是“名家”的长辈，他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蜇先生于1892年出生，是安徽怀宁人，1907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学习日语。1911年回国，曾任中学教员、安徽图书馆馆长等。1917年，当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邓先生到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主要攻读哲学、美学。可以说，在五十中国现代初期的美学家中，他是极少数真正的美学科班出身的人之一。1923年夏，邓先生回国，当时他23岁，回国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南京东南大学等当教授。1927年到厦门大学任教，1929年到清华大学哲学系当教授。
　　
　　1937年“七七”事变后，邓先生因患肺病，滞留北平。日本人占领北京后，日伪当局曾要求北京的教授们继续教学，保证有丰厚的年金。然而，当时的一大批教授宁愿放弃象学校的舒适生活，混入难民的队伍，走向南方，不愿留下任教；而不得不留在北京的教授也不愿继续教学，当时是北大教授的邓以蜇先生，留在北京时，8年时间没有去日伪的大学里教过一天的课，靠在街头卖自己家里的古董度日子。充分表现了知识分子的骨气。
　　
　　全国解放后，邓以蜇先生将邓家世代珍藏的邓石如的大量书法篆刻精品，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安徽省博物馆。表现了他深切的爱国情怀。
　　
　　1973年5月2日，邓以蜇先生病逝，当时，北京大学师生为这他举行了追悼会。
　　
　　邓以蜇先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就积极提倡新文艺，追求新思想。后来，留美回来后，有了在美国哲学修养和美学方面的造诣，他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哲学系从事美学、美学史和艺术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特别是潜心研究中国美术史和中国书画理论，同时并译介西方的美术理论。他是中国现代最早开设美学和艺术理论课程的有西学素养的著名学者，也是较早积极传播西方艺术理论的美学家，特别可贵的是，他以新的方法，对中国古代的美术史和绘画理论作出了深刻的探索，撰写了《艺术家的难关》、《画理探微》、《六法通诠》、《画法与书法的关系》、《辛已病余录》、《书法之欣赏》等著作，翻译了《若邈久嫋新弹词》、《西班牙游记》等。
　　
　　当时，中国美学界有“南宗北邓”之称，“南宗”是指20世纪20至40年代在南京的中央大学任教宗白华先生，宗先生先在东南大学、后在中央大学开设《美学》和《艺术学》这两门课程，不仅是当时中国大学里哲学系较早开设的课程，而且也是文学系、艺术系、建筑系等开设的第一门课程。“北邓”当然是指当时在北大讲学的邓以蛰先生。当时，邓先生在北大、厦大等大学的哲学系开设美学、中国美学史、西洋美学史、中国美术史等课程，系统讲授美学、中西方艺术理论与艺术史等。
　　
　　后来，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邓以蜇先生、宗白华先生和朱光潜先生同时在北大教授美学，三位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一起在北大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也是很巧的事，而且，邓先生和朱光潜先生是安徽的同乡。
　　
　　邓以蜇先生非常注重教育子女，他自己是学文科的，但他却喜欢他儿子学理科，据《两弹元勋邓稼先》中介绍，邓以蜇先生曾对他儿子邓稼先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邓先生当时讲话时1940年，那时他49岁。他的儿子邓稼先后来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并到美国普渡大学读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回到祖国，先后参加、组织和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是“两弹”元勋。邓先生对他儿子讲的那句“学科学对国家有用”果然灵验，邓稼先所学果真对国家大大有用，贡献卓著。
　　
　　当然，学文科也是有用的，邓先生等中国现代美学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1998年4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邓以蜇全集》，他对美学理论的贡献至今仍在发生重大影响。邓先生的全集包括与当时一些文化名人的书信交往（如《致陈独秀胡适之函》），包括对西方艺术的欣赏（如《莎士比亚罗米欧与朱莉叶新弹词》），包括对中日艺术的比较、批评（如《中日绘画展览会的批评》、《续评中日现代的艺术》），包括一些很建议（如《对北京音乐界的请求》），包括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如《艺术家的难关》、《诗与历史》、《画法与书法的关系》、《画理探微》、《国画鲁言》等），包括艺术门类比较（如《戏剧与雕刻》等），包括在西方的游记（如《西班牙游记》、《法西道上》、《深入西班牙——布尔哥斯》等）。
　　
　　邓先生对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的研究有深刻的造诣，比如，他从《周礼·冬官》所述的“设色之工画、缋”中发现了“画、绘”并言的开始，这表明画与绘原来是有分工的，也是有区别的。他说：“绘以颜色配比安排为主；画则以线条表现为主。若借谢赫的六法来说：随类赋采，是绘的能事；应物象形，则是画的所有事了。”而且，从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画可以看出，画是早于绘的，用线条勾勒物体形状的“画”，也该是中国书法的起源。
　　
　　从中国的美术史角度来看，“画”比“绘”更重要，线条比色彩更重要，线条能用来把握物象的神采，而色彩更多的是还原事物的真像，中国画从一开始就重神采，因而也是很重线条的。邓先生说：“一直到唐代的壁画家包括吴道子在内都是自己画好后，让徒弟门装上（绘）颜色。”如顾恺之《烈女图》（唐拓本）、《女史箴图》，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哪还有丝毫绘的意思？生动的人物神态全凭线条勾勒而成。”邓先生指出了中国绘画重“画”，重线条的艺术特点，这和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里所强调的中国艺术是“气韵的生动”，是表现“生命的节奏”，中国画是线条，线条之间是空白等的艺术观点，是非常一致的，大师慧眼极为相似。
　　
　　笔者有幸在邓先生讲授过美学的厦门大学讲美学，感到非常荣幸，更应该深入地学习这位美学大师的深刻理论，以便把更多的学识教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