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读溥仪《我的前半生》，开始知道郑孝胥。因为，在书中“关东军”三个字是出现最多的，其次便是“郑孝胥”了。他是伪满洲国总理，臭名昭著的汉奸，为旧朋所不耻的罪人。
　　
　　但在与书画界老先生接触时，经常听他们谈起郑孝胥，似乎其书法很了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吉林市第一次举办书画拍卖会，有一件六尺大对联署名是郑孝胥。看着蛮有气势，举牌买下，然后乐颠颠拿着去江南华山路小区金老意庵先生寓所。金老打开看了看，转身去书房取出一轴，那是一幅郑孝胥对联的下联。金老说：“以前有过几幅，文革时都被抄了，这对联也没了上联，就剩这半阕了。”金老没评价我那幅对联，可那神情和语气分明告诉我，我第一次涉猎老字画便“打眼”了。
　　
　　多年后石开先生告诉我，他与金老第一次见面，金老知道他是闽人，就曾谈到郑孝胥。石开先生在为我写的“金意庵先生轶事”中写道：
　　
　　我略知道伪满的历史，几次引出话题，先生总王顾左右不言语。后来他似乎也觉不好意思，突然笑着轻声说：“我见过你的乡人郑孝胥，是某年春节，我当时年纪还小。他从袖子里掏摸出一颗鲜红的橘子给我，说这是福州的橘。”金先生说的福橘我当然很熟悉，早年也尝过，想不到郑孝胥送小王公的礼是这个，而且只有一颗。
　　
　　近年我离乡北居，没有了福橘的消息，也不知道它安然否？但如今我每每想到它，就同时想起金先生当时的表情，还有那位集败笔之大成的送橘人。
　　
　　我理解石开先生所说的“集败笔之大成”，并不是指郑孝胥的书法，而应该是他晚年的污点。
　　
　　郑孝胥（1860年5月2日～1938年4月18日）字苏戡，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建闽侯人。生于苏州胥门，故名胥而字苏。清光绪八年举人，由内阁中书改官同知。历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京汉铁路南段总办，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1911年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寓居海上，鬻字为生。他看着袁世凯由大总统到洪宪皇帝，终至众叛亲离、郁郁而亡；也目睹了张勋率领辫子军在紫禁城里上演的复辟丑剧……终于在1918年1月份的一天，不堪民国乱象的郑孝胥在日记里写下这么一句：“余与民国乃敌国也。”这或许便为其后半生定下了基调。
　　
　　1923年郑孝胥由庄士敦、陈宝琛引荐入故宫，任“懋勤殿行走”（皇帝老师的职称），为溥仪讲《资治通鉴》。1924年北京政变后，协助溥仪出逃。大约在此时，他跟溥仪提出了著名的政治预言“三共论”：“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9.18事变”后，郑孝胥唆使溥仪投靠日本，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任国务总理兼陆军大臣和文教部总长，并获得了“建国功劳金”（又叫机密费）30万元。同年９月，与日本政府代表武藤信义签定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伪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1934年溥仪称帝后，任国务总理大臣，于1935年5月21日被革职。
　　
　　（1932年9月15日，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在长春签订《日满议定书》。）
　　
　　郑孝胥任国务总理期间，每天早晨五点开始待客，写日记，九点到国务院办公。他上台阶时经常每步连跨两级，腿脚利落轻快，人见之皆称奇人。70多岁就像50多岁的样子。而日本人辞退郑孝胥的理由却是总理大臣倦勤思退，需要养老了。
　　
　　关于郑孝胥的去职，也有另一种说法。1934年，日本应允把溥仪的“执政”改为“皇帝”，但伪政权的傀儡性质有任何改变。梦寐以求追随溥仪做一个正一品和戴三眼花翎的“后清”丞相的郑孝胥，却遍尝了“有职无权”的味道，处处受到关东军甚至“国务院”各部日本次长的节制，不用说他的才能和“理想”无法施展，连他本人也要受到“国务院总务厅长官”的摆布。郑孝胥自以为凭着他与日本上层人物的“交情”和建国的“功劳”，总可以捞到部分实权，但数次周旋总不见效，于是他心里憋着一股火。
　　
　　1934年5月，日本众议院视察团一行14人访问伪满洲国，郑孝胥感慨地说：“日本之扶持满洲国，有如父母之对子女，过于娇爱保护扶持，不肯让他自己练习走走。满洲国已经成立三年了，也可以放手，让他走两步了。”类似这样的话语，1935年5月郑孝胥在伪满的王道书院也讲过。据说，离开王道书院的郑孝胥刚刚进家门，官邸就被日本关东军包围起来，吓得郑孝胥立刻打电话向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求援。10天后，张景惠取代了郑孝胥的伪总理位置。
　　
　　其实，郑孝胥被赶下台，不仅仅因为他讲了几句牢骚话，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对其他帝国主义列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妄图实现“国际共管”的政治构想表现出了不应有的热情，这从根本上同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东北的既定决策相抵触。
　　
　　关于“国际共荣”，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
　　
　　……郑孝胥却在日本看见了“列强”，从那时起他就认为中国老百姓不用说，连做官的也都无能，没出息，中国这块地方理应让“列强”来开发，来经营。他比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发展了一步，不但要西洋技术，西洋资本，而且主张要西人来做官，连皇家的禁卫军也要由客卿训练、统领。不然的话，中国永远是乱得一团糟，中国的资源白白藏在地里，“我主江山”迟早被“乱党”、“乱民”抢走，以至毁灭。辛亥革命以后，他认为要想复辟成功，决不能没有列强的帮忙。这种帮忙如何才能实现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共管”上。
　　
　　1938年4月18日，在儿子郑垂暴死之后，79岁的郑孝胥因十二指肠溃疡，猝死于长春柳条路寓所，有传言称其被毒杀。伪满当局给予郑孝胥“国葬”的礼遇，葬于沈阳东郊天柱山下努尔哈赤福陵旁。文革期间，东陵区高坎镇七间房村为了储存氨水，社员们凿开了全封闭的钢筋混凝土墓穴，焚烧了郑孝胥的尸骨，墓地原竖的“大勋位郑公孝胥、诰封一品夫人吴夫人之墓”石碑，也被村民砌了猪圈。直到近年被文史工作者发现，现藏沈阳“9.18”事变纪念馆内。
　　
　　传统文化中关于“书品”与“人品”的关系，历来是人品不好，一切免谈。所以宋四家里把剔除了蔡京，凑个蔡襄；所以古人有“人奸诈媚俗，其字就一定俗于骨”之说。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和观念也总把“奸臣”想象成是一肚子“坏水”,仿佛他们整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想着怎么去陷害忠臣，怎么去声色犬马。实际上，一分为二的看待历史，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大坏蛋”，也有很高的审美情趣，很深的艺术修养，古之蔡京、严嵩、和绅，今之康生等皆如此。
　　
　　郑孝胥乃清代诗书名家。1910年，满族饱学之士金梁曾撰诗一首，赠予郑孝胥，曰：“久闻诸葛大名垂，笔法乃同兵法奇。偶见卧龙一鳞爪，苏龛墨宝海藏诗。”不难看出当时人们对郑孝胥之才艺能力极为推服。清末诗坛，“同光体”大行其道，郑孝胥便是其中之执牛耳者。诗评大家陈衍评价郑孝胥之诗：“以精思锐笔，清铄而出，故其廉悍沈挚处，较胜于苏（轼）陆（游）。”就连一向自视甚高的晚清大吏张之洞，也不得不叹服郑诗“自明以来皆不能及也”。
　　
　　郑孝胥不仅工诗，而且善书。时人曾点评：“近世书家，已自成体格者，厥惟郑苏龛。其书初学柳诚悬，后参以黄山谷，瘦硬飞舞，有不可一世之概。”郑孝胥不论在何地做官都坚持练书法，寒暑不辍，功力不凡。1906年，他还担任过上海的中国公学校长、监督。校门上的校名及吴淞口海关名字等均为郑孝胥题写。辛亥年武昌起义后，郑孝胥从湖南布政使任上挂印辞官，返沪，住在南洋路一石库门宅内，以诗酒自娱。尝取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诗意，颜所居曰‘海藏楼’。郑隐居海藏楼，以鬻字为生，每字值白银十两，且不打折，更无酬宾优惠。而当时在北大、清华做教授，工资也不过二三百两。郑随意两笔，就赶上教授们半个月工资了。当时海上书法名家如沈曾植、李瑞清、曾熙等，皆自叹不如。
　　
　　关于郑孝胥海上鬻字，我曾听过一段轶闻。上海名的中医陈存仁拟出版《中国药学大辞典》，想请郑孝胥题签。郑孝胥开门便说：“你是不是要找我写字?”陈存仁忙说：“是的。”到书房，只见四壁挂了不少古字画。桌案玻璃底下压着一纸条，上写：“亲友求书，概照润例”，于是，陈存仁就照着“润例”题书签一元，取出一块钱来。郑孝胥微现不快神色，说道：“你还不如多花一些钱，我今天就当场交卷。”陈存仁连说：“可以可以”，便全数照付，请郑孝胥写一幅单款中堂，一幅立轴，一条书签，共计大洋18元。片刻之间，郑孝胥便全部写好。
　　
　　郑孝胥书法工楷、隶，以擅长行书著称，所作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是近代书家中很有个性特点的一位。郑孝胥早年学颜真卿和苏轼，后学魏碑，并参以张裕钊之法，注意笔画间的轻重对比，形成一种清刚、遒劲、凝练的风格。沙孟海在《近三百年之书学》中曾给予郑孝胥高度的评价：“可以矫正赵之谦的飘泛，陶浚宣的板滞和李瑞清颤笔的弊端的，只有郑孝胥了。他的作品，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活像他的诗，于冲夷之中，带有激荡之气”。也有学者认为，郑孝胥笔墨寒伧，品格不高，且用笔过于夸张，用笔给人有雷同之感，常有观一足以之感，不足学。
　　
　　郑孝胥是一个历史人物，历史总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安排人们去走，或者是人们自己去选择，而郑孝胥的选择无疑是一种悲剧。郑孝胥因大节之故，为士林之不耻亦不为世人所颂。当年旧时朋辈，如陈衍、昌广生等皆与之绝交，海上市招出其手者多易去。商务印书馆编《辞源》，初版书名出自郑孝胥手，及郑出仕伪满，书名则由邹梦禅集石门颂代替，建国后重订，则为叶圣陶书签。直至后来，梁披云《中国书法大辞典》、阮荣春《中华民国美术史》，于郑皆避而不谈。只有他题写的“交通银行”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