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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书画院里，触及申纪兰的另一软肋时，常福江呵呵一乐，“她在‘文革’中受过伤害”。 “文革”中山西闹“派性夺权”，深陷其中的李顺达被扣上“反大寨”的帽子，申纪兰难免被牵连。1977年，山西省委召开三届八次会议，选举党的十一大代表。李顺达在会上受到公开批判，并作检查。会下，省领导暗示申纪兰，不要投票给李顺达，这又令她一度痛苦纠葛。但在选举那天，三次唱票“李顺达”，偌大会场上，申纪兰孤零零地举起一只手。 “更主要的是1973年，山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来自大寨的陈永贵是委员会副主任，李顺达也安排上职务。学大寨出来的一批人，有的做上县委书记，有的当上省里厅长。上面为了平衡，决定让西沟也出一个国家干部，于是派遣申纪兰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常福江说。 申纪兰的走马上任，在她当年的下属、山西省妇联前任副主任王若君看来，无疑“心累”，“她心里不愿意，又不敢拂逆上级的意思。在西沟，她是全面负责人。可到了妇联，她一未做过妇女工作，文化程度又太低，大字不识几个。我觉得领导没想真心培养她，让她坐这个位置，也是为了考验年轻干部的实际工作。但我们还是拿她当主任，有重要事情请示她，她也提不出什么来。” 末了，王不无惋惜道，申纪兰如今吃亏的还是没文化。按理说，历任全国人大代表，理论系统应很强了，但她还是“没有条理。脑子想到什么说两句就完”。 上世纪70年代，张章存已主持西沟团委工作。他来共青团省委开会，顺道探望申纪兰。 “她的手都肿了，望着秘书写好的发言稿愁眉苦脸。我估计她不好意思跟秘书说明情况。我直接说，以后给申主任写稿，简单把握要点，话说得越容易懂越好，字要写得工整大大的。” 材料不会写，报告不会讲，下属汇报看不懂。妇联里也存派系纠纷，一些老革命认为她不够格，她时不时地因不顺心哭鼻子。 后来申纪兰抱定主意，我没有文化，但我会劳动。她睡在办公室里，每天起来打扫楼道，到厨房帮助洗碗。 常福江说，她凭这些方式联络感情，赢得民心。实则，她在骨子里就认定自己是个农民，“当好一个农民就对了”。 那时，在西沟蹲点采访过的《人民日报》记者冯东书为申纪兰出谋划策——不如进行“挂职”，有事就来省妇联，无事待在村里务农。 她和村里人一商量，遂向省委提出“五不”原则：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拿工资、不要住房、不坐专车。 1983年，申纪兰卸任妇联主任后，再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依然“不脱产，开完会就走”。 纠结难述的闯市场 禹作敏后来提出资助她60万，让她回村办企业。她说，我是来学精神的，我不要钱。 在郭雪岗看来，西沟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较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5年后，村里的土地、牲口才搞包产到户。” 从北京开会归来，瞅着小叔子家和自己家合分到的一头驴，申纪兰心头的滋味纠结难述。 “因为过去大伙一直认定集体主义好，尤其是申主任，她对这事是很想不通的。”郭说道。 1985年，上级要求西沟村开办企业。申纪兰一行去往南方考察，回来之后感叹：“不办企业真不行了！” 西沟村办起的第一家企业是铁合金厂，只为平顺有铁矿资源。省里下拨资金加上村里的筹款一共投资100万，建起一号炉，1987年3月生产出铁，1988年挣回了成本。1996年又建起了二号炉，当年投资360万。 生产紧随市场而变，“行情好时就生产，行情不好就停了”，最后因不符合国家产业的用电制度，两只炉子不得不推翻拆掉。 其间，村里还办过砖瓦厂、罐头厂、五金厂，“生产设施全是小作坊式”。罐头厂卫生条件不合格，砖厂十来个工人，一年只赚上两三千。“小作坊”们必然淘汰。 1996年，申纪兰办起西沟饮料厂，生产“纪兰核桃露”。因没钱做广告宣传、策划包装，名气无法打响。“主要是解决村里五十多个劳力，每人每年能赚五六千。” 2003年，西沟又建起铁合金厂三号炉四号炉，现叫“西沟电石厂”。“这个厂是股份制，投资七八百万。国家进一步扶持，已经安上环保设备。但电石受市场影响很大，有时市场不好，你还得开着，开就意味赔钱。” 1999年，西沟村在太原市办起了餐饮业“西沟人家”，现已有6个分部。 郭雪岗说，“西沟投的是‘无形资产’。餐饮业虽赚钱快，但由于不断投资，尚处投资与利润持平中。” 去年，村里又办起了刺绣厂，“还谈不上盈利，主要是解决村里妇女劳力问题。” 村外曾有民营企业打着申纪兰的旗号办公司，“一家山西纪兰商务公司倒是交给了村里几百万。另一家房地产公司后被人投诉，她没再掺和进去。” “没办法，还得一步步地做。国家扶持西沟村不算少，但国家的钱也是伴着项目走。”他一声轻叹。 目前西沟着手推动“红色旅游”计划。依县领导的思路，西沟所能利用的还是“光荣的革命历史，与申纪兰——这一全国人大的化石级人物。”至今，县委宣传部的电话彩铃开场仍是：您好，这里是全国一到十届人大代表申纪兰的家乡，…… “申主任的想法比过去开放多了。”郭雪岗含蓄地说。 这里涉及了第三桩申纪兰不愿翻起的往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她和村干部数次前往大邱庄，拜访禹作敏。 一个知晓内情的人说，“禹作敏早年也曾学西沟学大寨。时过境迁，他劝说申纪兰迅速转换观点，要把‘穷光荣’批臭，靠艰苦朴素搞不成现代化。而申纪兰的老劳模思想与禹的企业家思路，显然不在一个交流平台上。” “禹作敏后来提出资助她60万，让她回村办企业。她说，我是来学精神的，我不要钱。”常福江笑了笑。 事后，她又对儿子婉转表达，禹在方向上是对的。 为何能当十一届人大代表？ 她上见国家领导，下到平民百姓，她从不说人坏话，道人长短；她无论和哪位领导人打交道，她从不伸手向对方提要求。 2010年“两会”，申纪兰的提案是为西沟修路。事后，她很满意，“都解决了。我们村通水泥路，周边村也通了水泥路。现在道路开到了农民家门口，多好。” 至于今年的提案，她回答是“搞山区水利建设”，“就是栽树。把平顺当成一点，弄好后，要全国人民没有树的地方都来栽树。” 有人评价，只要申纪兰还在这里，西沟村的一切，无形中就有了主心骨。 贺卫方反驳道，“她应该成为全国农民的主心骨而不是这个村子的主心骨。一个农民代表理应看得更高，能够从真正意义上看到这个国家农民的处境，绝不能把自己限于为一个村子做事。” 西沟村里，郭雪岗稍稍激动地点燃一根烟后，也作辩驳，“申主任为什么能从第一届连续当到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我觉得她有两点特质：她上见国家领导，下到平民百姓，她从不说人坏话，道人长短；她无论和哪位领导人打交道，她从不伸手向对方提要求。网上议论她‘从不投反对票’，不要说她了，这里面没投反对票的人太多了，只是她老实地讲出来了。” 略显平复后，他说道：“她是一个从解放前走过来的人。她是发自内心地认为党的不容易，党做的事都是对的。” “1956年，第一次参加全国人代会，国家制定了《宪法》。我啥也不懂。大家欢天喜地，敲锣打鼓。记者问我有啥想法？我说就一个，一定要把毛主席选上，要把圈画得圆圆的。投完票后，他们又问我。我说要能见到毛主席就好了。等真瞧见主席，我心里那个感动呀，泪都流淌下来。只感到他的手很厚，脸下面还有一颗痣。我下过茅房掏过大粪，上过天安门，被主席亲自接见，跟他握过手。要说起苦，我也真苦过。可我一想到那次握手，还有什么想不通？什么苦不能克服？” 3月16日下午，在西沟展馆里，申纪兰右眼底的黑痣隐隐浸湿，眼中涌动别样的情怀。她的司机已嗑着瓜子抽身离去。 正说时，她忽地抚住我的手，那掌心犹如心路，硬茧粗粝—— 我当了十年的妇联主任回来，有两个干部对我说，纪兰同志，你来当个支部书记吧。我说我正厅级不当，回来就是要这个？我是想回来跟群众共建西沟。 我现在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让西沟村的群众都富起来，都达到小康。你说咱造飞机造不了，原子弹咱也弄不了，咱就有一分力发一分光。 他们说我为啥不投反对票？你好了我就选你，你不好我就不选你，这就叫民主。我是代表群众，不是代表个人。个人有意见就不选了，这不对啊。中国的民主超过半数就能当选，这是个权利问题。 民主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民主是真正发挥群众作用。这个民主就跟我们栽树一样，开会大家商量商量，大家说可以，也有人说不可以，这时领导是关键，他带头干，最后不同意的也来干了。这就是民主的集中。 全国各地好多上访的人，为农业问题、土地问题，都来找我这个老代表反映。我也只能反映，有些事就办了，有些事也不一定就办。咱也没那个调查权，他们也不一定说得都对。 江西宜黄为反拆迁搞自焚的事，我没有看过。闹事了？他就是不顾大局，光考虑自己这点利益，不考虑国家修路，（修路）哪能不占地？ 也有这种告状的，我说修公路你不要反对，咋也是要做的。要是把你口粮地弄了，他应该给你赔偿。可你也不能因为你这点地不叫修，咱们这社会主义就能挡住？ 为公为私是两条路的问题。我是没能力没水平，但我对党和人民有感情。 一辈子做好事也很难，贪污腐化我是一点不沾。我还有不够的地方，说两句错话，办点错事也是有的，我是个人又不是个神。 （《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10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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