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吴石虽然牺牲60多年了，但他的音容于我却依然难以释怀。父亲戎马一生，未给子女留下寸土片瓦，但其为人、品德、修养、学识，则是我终生享受不尽的财富。谨以片段回忆，寄托对父亲的无限怀念和哀思。
　　
　　两度赴日学军事
　　
　　1934年夏，父亲从日本陆军大学学成归国，举家乘苏联邮轮回到上海。航程近五昼夜，中间有两天风浪特大，母亲和大哥、小妹晕船，躺在床上不想动，唯独父亲带着我这个小男孩上了甲板，远眺太平洋风光。父亲亲切地对我说：“你看！天有多大，海有多宽！风浪不停地拍打着，多么伟大！”我听后也跟着喊：“真好看！真好看！”其实那时我什么也不懂。
　　
　　船靠岸后，亲友们熙熙攘攘来接我们，安排住进旅馆，并于当晚摆了一席上海菜为我们全家接风。大人们喝酒，畅谈阔别之情；我们这几个小孩大口大口吃菜。有位阿姨给我盛了一碗鸭汤，鸭汤的味道好极了，只是太油腻，吃后不久就感到胃难受，呕吐不止。因为在日本，我们每天都像日本人那样，吃的是粗茶淡饭，也就是酱汤、腌萝卜干和一小碗米饭，很少吃这么油的东西，所以我的小胃实在享用不了。直到今天，我仍不敢再沾鸭肉。
　　
　　从小母亲就溺爱我，还给我取个“弟弟”的小名，全家都这么叫，亲友也这么叫，这小名一直用到我长大成人。每天一大早，刘斐伯伯（字为章，湖南醴陵人，曾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军令部厅长、军政部次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就到我们家门口喊“弟弟、弟弟”，我就跑出来，刘伯伯逗我玩一会儿后，父亲就出来了，提着包和刘伯伯一道送我上学。
　　
　　当时家里还寄居着何蕴申伯伯（字敦诚），他是父亲的老师何梅生先生的第四子，在日本学法政。父亲要我拜他为师认汉字。小时我调皮好玩，不认真学。有一天，我实在太过分了，把何伯伯气哭了。晚上吃饭，母亲开玩笑，笑眯眯地说：“今天真好玩，学生没哭，老师倒先哭了！”父亲一听，当时就火冒三丈，呵斥母亲怎能对老师这么不尊重，不能这样惯孩子。接着，他又给我讲了一遍尊师之道。这件事令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父亲先后两次东渡日本，先入炮兵学校学习，后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均以优异成绩卒业，成为熟悉日本的军事专家。他收集的各类兵书及机密资料刊物，同行李加在一起共56大箱，都由母亲亲自收拾，一一登记造册。母亲比父亲小10岁，曾在福州女高上过学，十分勤劳贤惠，为抚养教育儿女劳累一生。特别是战乱时期，父亲不能顾家，全靠她一人带着我们奔波。
　　
　　父亲在日本学习期间，广交朋友，除国内去的同学、同乡外，还有不少日本朋友。我还记得有位日本医生叫大野，经常给我们看病。他到我们家吃了一顿母亲亲手做的中国菜，赞不绝口，一再邀母亲到他家教他夫人做中国菜，所以两家不时来往。回国之时，他洒泪相送，还把最珍贵的传家宝——日本宝刀送给父亲留做纪念。
　　
　　父亲的言传身教
　　
　　1934年夏，我们全家回到南京，在五台山村租了房子，房子一共三层，我们住二﹑三层。一层住的是一对老夫妻，看起来十分穷困潦倒，他们用两个铁皮箱拼成一张床，上面铺着俄国毛毯。父亲说，他们是“白俄”，多半是沙皇时期的贵族，无法在国内生存，流亡到中国。这样的人到处都有，十分可怜。他让母亲有时间顺便买些香肠之类食品给他们送去。那年夏天，南京酷热难当，家里买了大块大块的冰放在房间里防暑降温。一天中午，温度高达40多度，白俄老太太受不了，竟热死在房间里。母亲每天都心惊胆战，赶紧另找房子。最后租了一套三层独立洋楼，离玄武湖很近，叫百子亭。父亲在参谋本部任职，兼陆军大学教官。我被安排进南京鼓楼小学念书。之后的两年多时间，我们家的生活过得十分安宁、和谐。这段时间是我们过得最幸福的日子。
　　
　　父亲喜欢书法，常常一早起来就练书法。这是他在军校时期就养成的习惯，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我有时在旁边替父亲研墨，看他写字。父亲告诉我，练字要全神贯注，要先学柳体，这是小学生打基础必经之路，并给了我一本柳公权书《玄秘塔》让我练。父亲还为我写了几张正楷让我临着练。直到现在，我的字体还有几分父亲书法的影子。
　　
　　父亲高兴时有时还教我读书。他拿着一本《孟子》，用福州话高声朗诵。父亲念一句，我跟着念一句，一遍又一遍念。他告诫我，为人之道不能只讲利，首先要讲仁义。他不仅教子如此，确实一生身体力行。
　　
　　秋天天凉，父亲把何梅生老师接到百子亭家中住了近两月，直到入冬才送回福州。这两个月，何先生的饮食起居，父亲让母亲尽量照顾周全些。他下班回来便和老人谈诗论词，很是兴奋。母亲也拜老人为师，学画兰画竹。遗憾的是，当年我年幼贪玩，不懂得学习，以致至今仍是个诗盲。
　　
　　为敬奉列祖列宗，记得在回南京的第一个春节，父亲亲自写了“吴氏本门历代宗亲”几个字贴在墙上，桌上摆了一些果品、菜肴及黄酒，父母亲先在案前三鞠躬，又让我们兄妹几个依次鞠躬，告诫我们不能忘了列祖列宗，要牢记父母养育之恩。后来由于战乱再也没有办过。
　　
　　我祖父吴国琬，1864年（清光绪十一年）在侯官乡试考取举人，又曾千里迢迢赴京赶考，只因满口“福州腔”被拒之门外，从此布衣终其一生。父亲十分孝顺，即使在军校期间，也要从微薄的津贴中挤出几元钱寄回家，同时在问安信中附上近期作文和邮票，请祖父批改寄回，还将所有回信都郑重妥存并黏贴成册。他告诉我们，这是我家传家宝，家风不可丢，要世代传下去。可惜这些东西，连同书箱、相册等，都因战乱全部丢失。
　　
　　漂泊不定的生活
　　
　　父亲差不多每个星期日都要带全家出去游山玩水，呼吸新鲜空气。除了中山门外常去的几个景点，如明孝陵﹑中山陵﹑音乐台等，印象比较深的是在燕子矶俯览万丈下的长江滚滚东流水，栖霞山看红叶，镇江吃老和尚做的鲥鱼，采石矶远眺长江帆船点点，杭州西湖看秦桧夫妻跪像等。当然我们家离玄武湖近，傍晚去玄武湖划船更是一大乐事。
　　
　　有时父亲也带我们到好友家做客。常去的有住普陀路的何叙甫伯伯家和住傅厚岗的陈焯（字空如）伯伯家。当我第一次看到何伯伯在画室用手指蘸墨眉飞色舞地画中国画，感到很新奇。陈伯伯、陈伯母看到我们十分高兴，常连声叫我小名“弟弟”，还要收我为义子。后来战端一起，也顾不了这些，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到1937年上半年，华北局势已相当紧张，但为掩人耳目，当局仍高唱“中日亲善”。当时我已是鼓楼小学三年级学生，级任老师是俞思聪，我忘不了她。一天中午课后下大雨，我没带伞，俞老师留我在食堂吃鸡蛋炒饭，真香，比在家吃饭香多了！一辈子也忘不了那碗蛋炒饭。俞老师叫我们班同学与日本小学生联欢。八辆敞篷小轿车载着几十个穿海军式校服的日本小学生来到校门口，被迎进校园，唱唱跳跳，闹腾了整整半天。当天下午，俞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张画着铁路线的地图，让我们抄下拿回去填写地名。我猜不透，就回去问父亲。父亲十分耐心地给我解释，铁路从哈尔滨、长春、沈阳到大连旅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我国东三省，东北百姓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定要收复失地。“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我的幸福和平的童年生活也就此结束了。
　　
　　为了躲避日机轰炸，父亲让我们先到上海住一段时间。岂知到了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突然爆发，我们只得迁居租界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旅馆。一天中午，两声巨响之后，楼下大厅玻璃被炸得粉碎，满地是血，是日军在上海大世界丢了两颗重磅炸弹造成的，死伤2000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炸弹声。吴淞前线中国军队英勇作战的事迹不断传来。一天半夜，父亲突然从吴淞前线视察回来，在旅馆住了一晚上，他说前线战士十分英勇，前仆后继，尸骨堆积如山，十分壮烈。父亲说的这些，给我幼小的心灵极大震撼。
　　
　　上海待不下去了，母亲带我们又回南京。列车满载难民，我蜷缩在二等车厢的茶几旁，八个多小时才到南京。父亲亲自来接，我们又回到了百子亭的家。突然，警报响起，我们一起躲进院子里挖好的防空洞。防空洞是父亲在我们住上海期间让人在家挖的。防空洞上面的隔板用几根木柱撑着，上面盖着浮土，洞口挂张毯子。炸弹一声声震耳，我的两只小眼睛紧盯着眼前的木柱，生怕这木柱撑不住垮下来把我们埋了。父亲每天照常上班，我们在家过了几天担惊受怕的日子后，父亲说：“不行，你们走吧！”就亲自送我们到镇江坐船（怕轰炸，轮船不敢靠南京码头）。当天，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坐上去宜昌的轮船，两个月后又从宜昌转赴重庆。轮船走了三天三夜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同船的一位川军团长，腿受伤不能走，他给我们讲战斗故事和沿途风光，我至今还有印象。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蒋介石组织军委会大本营转移武汉，父亲继续主持对日情报工作（后改军令部二厅）。1992年11月5日，我在广州迎宾馆见到何世庸大哥（何叙甫伯伯的长子，曾任广东石化厅厅长），谈起他们在武汉时的情景。何大哥告诉我，1937年五六月间，中共代表团来南京，经张冲和何伯伯介绍，我父亲和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博古等见面，席间相谈甚欢。叶剑英很器重熟悉日本军事的父亲。1938年，二厅在武昌珞珈山主办“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由我父亲主持，他特邀周恩来和叶剑英讲课。何世庸曾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集团军上尉联络参谋的身份参加训练班，亲聆了周恩来的形势报告、叶剑英关于游击战的大课。我父亲就有关情报通讯问题作了讲话。武汉撤退后，父亲请辞军令部职务，转赴桂林行营。
　　
　　母亲带领我们兄妹四人来到重庆后，为避日机轰炸，经友人介绍，在南岸一座德侨别墅租了两间房住了下来。房间在别墅顶层，除了两间房外，三边由阳台围着，很是宽敞。在阳台上可以俯瞰长江美景，一艘船篷刷着米字旗图案的英国军舰停泊在长江边。
　　
　　经过几年的折腾，我家总算安定下来。我从小学三年级连跳三级，进入重庆东方中学念初中一年级。学校在海棠溪，每天上学要走山路，来回至少两个半小时，遇到下雨道路泥泞用的时间更长，所以两腿锻炼得十分结实。父亲去桂林就职前先到重庆来看望我们。当他看到我们一切安顿妥当，也就放心了，两天后就飞赴桂林。
　　
　　重庆，当时人称雾都，每天早晨起来，大雾弥漫，10点以后渐渐散去。日机不时来袭，火光冲天，但我们在南岸，从未挨炸，心里不紧张。
　　
　　到了1939年末，父亲来信要我们适时南迁广西。为了乘飞机方便，过了年母亲又带着我们兄妹四人搬回对岸重庆市内小墚子的一家旅馆住下，预备订机票。一周后，突然从我开始，兄妹都染上了猩红热，高烧不止，实难成行，一耽搁就是一个月。日机轰炸日甚一日，到处是断垣残壁，实在太吓人。母亲下决心第二天一定走。第二天上午，我兄妹拖着患病之躯到了白市驿机场，怕机场人员发现，不让传染病人登机，我们还要勉力装着无病的样子，总算搭上了欧亚航空公司的班机，安抵桂林机场。父亲来接，全家又一次团圆。听说第二天我们所住旅馆和那条大街全被炸，夷为平地，我们全家侥幸逃过一劫。
　　
　　在桂林，全家住桂东路城门口一套三进平房，第一进是门面房，第二进房东住，我们住在第三进，中间是厅，东西各两间房，很清静。出城门，过漓江大桥，过桥有个寺庙，现改为逸仙中学，我插班进初二。导师黄昞晖，是从香港来的文化人。他在课堂上既讲战争形势，也讲游澳门的经历，思想活跃。那时，一旦桂林市内的最高峰独秀峰挂上大灯笼，那就是要发生空袭，老师立即组织全班同学去七星岩“躲防空”。我们在桂东路共住了半年，一次轰炸房屋被毁，所幸全家平安，只得搬到环湖路另租住房。
　　
　　在环湖路，我第一次见到陈嘉庚先生，父亲热情接待了这位闽籍侨胞，称赞他为抗日救国所作的贡献。老乡见老乡，倍感亲切。
　　
　　在逸仙中学读了两个学期，父亲支持我转入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创办的桂林德智中学，入高中一年级。学校新建于桂林西郊甲山村，风景秀丽，软硬件均佳，实行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教师多为太平洋战争后从香港转入桂林的文化精英，图书馆藏书也十分丰富。班导师李德亮讲课很幽默，同学都愿意到他宿舍去聊天。记得一次，他在课堂讲公民课，针对课本反其道而言，痛批马尔萨斯理论：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则以算术级数增长，因此战争不可避免，诸如此类。在他的教导下，我们受益匪浅。学校在战火中培养了不少人才。仅举我所认识的三位好朋友：俞北海（后名俞渤），他在解放战争中驾机起义。其父俞星槎和我父亲同事，任桂林行营副参谋长，不幸因飞机失事遇难。父亲很悲痛，挥泪写了长长的挽联吊唁他。陈德建，是班上我最要好的朋友，酷爱鲁迅的作品，一口气把《鲁迅全集》读了一遍。我离开德智后，他去了东江纵队，改名陈迅之。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广东省文化厅厅长。还有一位女同学叫何静宜，是何叙甫伯伯的千金，后改名何嘉，她在香港时曾为我父亲带路去见中共有关负责人，等等。李德亮老师在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李嘉人，当过中山大学校长、广东省副省长，直到李老师去世前我们还有书信往来，我很怀念他。
　　
　　侠肝义胆赤子情
　　
　　父亲在桂林，除了军务还热心公益事业。他组织福建旅桂同乡会，通过白崇禧军训部长的关系，特去福建招募3000名闽人子弟入军校参加抗日。他创建黄花岗纪念学校，延聘福州名士林素园先生当校长教育闽籍子弟。父亲说：“闽人多志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一半是闽人。”
　　
　　他还支持日本友人鹿地亘先生在桂林创办日本反战同盟桂林支部，指派部属林长墉上校（林则徐重孙，留日军官）具体协助。日俘自发自编的话剧在当时后方城市演出，曾轰动一时。在昆仑关战役中，鹿地亘组织日本反战小组在前线喊话，效果很好。鹿地亘后来不幸被日机轰炸阵亡。父亲为此写了长篇祭文，并分别在重庆、桂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关于桂林军务，父亲只有寥寥数语的自我描述：“桂南会战时余方病，力疾从事数夕不交睫，痛苦不可名状。长沙第三次会战计划，余亦参与其事，实负起草之全责。昆仑关之役，亦因余之指导而告大捷，杜光庭即以此一战成名。”
　　
　　桂柳会战结束，桂林行营撤销，父亲调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家也从桂林迁到柳州。但我们兄妹仍留在桂林上学，寒暑假才回柳州。战区长官部设在原兵工厂旧址，四周环山，风景宜人。我们家就安在厂内山边一座平房内。父亲很敬业，室内挂满军用地图，作战计划都亲自草拟。每天清晨，他都骑着高头大马到郊外驰骋练武，为官兵作表率。回来后冲个澡，接着练书法。一天，对面山洞突发烟雾，我们兄妹放假和母亲都在家，当时也没在意。恰巧头一天我三叔（吴同文，字浩然）从甘肃来柳州，住家里，他说：“情况不对！在甘肃我也经历过，马上要出事，赶快躲一躲。”我们全家和三叔立即坐上车开到乐群社（离家约两公里的招待所）。车刚进门就听到一声巨响，军火库爆炸了，整个山被削去一半。当时父亲正和张发奎等开会，听到巨响，张发奎大叫说：“这一下你家全完了！”父亲泰然说道：“他们已经避开了！”我家门口一个卫兵被巨石击中头部不幸身亡，全家侥幸又躲过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