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介文学大家再到昆曲义工，白先勇用他的人生谱写了一段不凡的传奇

　　范典

　　2004年夏，杭州七艺节，我有幸与白先勇先生相识，他专为青春版《牡丹亭》参加七艺节演出而来。少年时候便喜欢读《台港文学选刊》的我，对其文字当然不会陌生，从《台北人》到《纽约客》，那一段段鲜活的人生犹如触手可及，那些人物都来自白先勇营建的“大观园”，统统圈在特定时境当中，然而却有着鲜明而特殊的个性。

　　只为挽救昆曲事业

　　白先生来杭那晚突然想去“大华饭店”吃饭，让我陪同。他说他很忆旧，十几年前谢晋导演拍《最后的贵族》就是在这里谈成的。那时他们在八角凉亭里聚餐，眼皮底下就是西湖水。

　　“百花中我独钟茶花。茶花高贵，白茶雅洁，红茶浓丽，粉茶花俏生生、娇滴滴，自是惹人怜惜。即使不开花，一树碧亭亭，也是好看。”他在《树犹如此》中这样写道。彼时他已定居美国圣巴巴拉的一幢洋房里，他依兴趣在园子里种植了好多花草。有一株佛茶，他特别喜爱。冬末春初时，花一开就硕大如盘，红艳艳地映着老人兴奋的脸。

　　他为何这般偏爱佛茶树，其实有一段渊源，那是他人生的第二次大劫。给佛茶培新土时，他突发心脏病疾，经手术后康复，渐近古稀之年的他，对别人深怀仁慈之心，他从佛学中觉出这世界“瞬息万变”、“方生方死”。那晚要不是他那点向佛的虔诚，死神或许会在深夜梦境中降临。

　　在与白先生接触的几天里，我感受到他身为文学大家的魅力。那次《牡丹亭》巡演，他没有收受昆剧院一分钱，连从美国飞中国的机票也是自己掏的；该戏开演前几天，他又花费5000多元买票送给远程而来的朋友；在演员生病期间，他又亲自联络最好的医生为其治疗；在最后一场戏结束后已是夜晚10时30分，他仍接受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部的邀请，做几个小时的讲座，直到凌晨才返回酒店，他对我说：“这些都是戏曲学院的学生，今后戏曲工作都靠他们来传承发扬，因此这次讲座十分有意义。”

　　对于白先生身上所展现的可贵精神，我无法一一陈述。他对人对事都充满热情，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加州大学任教29年后，本该坐享清福，他却为挽救昆曲事业四处奔波。近期他的青春版《玉籫记》又在各地巡演，业界好评如潮。

　　用文字表达心灵痛楚

　　白先生曾跟我讲过：写小说最重要的便是塑造人物，其实故事情节和细节都是为此而服务的。这其实很好概括了他自己小说的特点。

　　凡是读过他作品的读者一定会记得金大班的泼辣、尹雪艳的雍容、李彤的惊艳、钱夫人的落寞……形形种种，都似真有其人，而白先生只是信手拈来。真想不到出身名门的他早年赴美求学，仍对中国文化了如指掌，在刘俊所撰的白先勇传记《情与美》中，我找到了答案原来，他于加州大学任教期间，利用假期在图书馆大量阅读中国文化史籍。

　　他在美求学期间仍不放弃在台大与同学们创办的《现代文学》刊物，与欧阳子、王文兴、陈若曦等人一直坚持不懈地撰稿、拉赞助，直到再也维持不下去，白先生甚至卖掉父亲留下来的房子、亲自骑三轮车一路去兜售。正是这份热情和坚持，既打开西方文学视界，又借鉴西方创作技巧，将彼时文学创作风格进行了全面革新，也使此刊一直被人视为台湾现代文学史上里程碑的标志。

　　近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将白先生的小说旧作结集再版，《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及《孽子》四部，有读者惊叹装帧有如奶酪般精致，果不其然，拿在手上怕化了。

　　白先生多写短篇小说，长篇只《孽子》一部，我原原本本看完了《孽子》电视剧，好几次被感动，生生死死、异域思乡情、爱恨痴缠，如人间炼狱般隔出世道两面，将内心最幽闭的洞穴剖开。他说过：“我写作是因为我希望用文字将人类心灵中最无言的痛楚表达出来。”如果他塑造了100个人物，他其实是替代这100个人物仔细咂摸了痛楚的滋味。

　　你不能不说白先勇是一个奇迹，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显赫声名。将门之子的身世，6岁患肺病带来的敏感和孤独开辟了他成为 的独特视野。在台湾成功大学就读水利工程专业一年后，重考台湾大学外文系，从此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及至到美国留学、任教加州大学，他的创作经历了几个阶段。

　　从《金大奶奶》到《台北人》

　　1958年他在《文学杂志》中发表的处女作《金大奶奶》即以老辣的文笔讲述封建社会中女性地位的卑微，当时他将小说搁在时任该杂志主编的夏济安先生的桌上，幸得赏识，小说后被发表。

　　这篇小说以“容哥儿”这个小孩的视角去看待隔壁望族金家上演的一出悲剧，小说刻画真实、细腻，将金大奶奶的善良、无助、病殃殃的形象表现得异常真切，并且将恶势力反衬得更加狰狞和暴力。小说妙在用小孩的视角去表现成人世界的恐怖，而作者并不作刻意的评判，这是一种留待读者自发自省的客观视角。

　　白先勇早期的作品风格由此可见一斑，像《玉卿嫂》也同样借助了小孩的视角，甚至连名字也同样叫“容哥儿”，虽然这些作品叙述技巧呈现单一化，然而刻画的人物之鲜明、表现主题之深刻却实在可用“老辣”二字来形容。《我们看菊花去》是献给他早逝的姐姐先明，跟美国剧 田纳西·威廉斯一样，他也同样为自己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姐姐感到痛苦。

　　很多人奉他的《寂寞的十七岁》为中国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因其对家庭教育的反叛和出逃，而这一篇也最为平实和生活化，不像他后来出的集子《台北人》，里头的篇章人物身份各异，但都隐含着“过去”，而他们的今非昔比，缘于战争、国家变迁，这是时代赋予的印记。

　　《台北人》的历史、文学意义也即在此，抛家弃子、离乡背井，一水相隔竟成两个世界，收录其中的各个短篇，人物虽然各异，但都有共性：即逃脱不了回忆，这种“根性意识”其实也是后来台湾盛行的“眷村文学”的起点，赖声川《红色的天空》、李宗熹的《胭脂盒》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此集中很多篇章都被改编成影视剧或话剧，像《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孤恋花》、《花桥荣记》、《游园惊梦》，这些虽为短篇，而且刻画的都是女性人物，甚至身份都大同小异，“金大班”、“娟娟”、“钱夫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