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1938年7月1日，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在潢川成立，团员14人，父亲任团长。他率团深入河南、湖北、安徽农村和大别山区，进行抗日文艺宣传和文学创作活动，直到1939年春被迫解散。在这艰苦的长途跋涉中遇到过多少艰难险阻！他们沐风餐雨，冒盛夏，战严寒；走到哪里，住在哪里，野外的荒村，庄头的破庙，都是安身之处。战事紧急时夜行军，不得不丢掉一些随身携带的必需品。在足迹踏过的地方，他们都用大众化、通俗化的形式，留下了鼓动人心的抗日救亡讲演、演出和标语、墙报。事隔六十六年之后，著名 贺敬之在2004年2月6日的文章《悼念臧克家同志》中，深情地回忆起那段难以忘怀的情景：

“我第一次见到克家同志是1938年，当时我14岁。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进我中原大地。在鄂西北均县小城的一所从山东流亡出来的战时中学的操场上，在成百上千的同学的包围中，作为战时文化工作团团长的33岁的臧克家，站在临时垒起的土台上，向同学们做抗日救亡的演讲。由于我闻讯稍迟，不能拥到人群前列，只能远远望着他激情飞扬的面部轮廓和连续挥动的手臂，听到的只能是被掌声淹没的不易辨清的结尾的话音。但就是这样，已经使我热血沸腾。特别令我激动的是，紧接着就看到操场边墙上贴出的一张大幅壁报，通栏是用毛笔抄写的署名为‘臧克家’的一首诗，是写给我们这些同学的。我们争抢着高声朗诵：‘在异乡里/喜听熟悉的乡音，/在救亡歌声中/我遇到你们这群青年人……’

　　很快，整个诗篇随臧克家的名字传遍县城，掀起了我们这些操着熟悉乡音的青年人和少年人心中的阵阵波涛……”

　　这段充满情感的文字，形象地刻画出投身于时代洪流的父亲，作为一名抗日救亡战斗者的身姿、奉献和影响，他用自己的行动和那“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念，唤起了无数人心底的爱国情。几个月的行程，无论是在听众成百上千的村集市镇，还是在只有三两户人家的大别山中，父亲和战友们以同样饱满的激情宣讲着，演唱着。他们付出的汗水和艰辛，他们忘我的工作和牺牲，随着他们走过的中原大地的山山水水，变作多少人誓死抗敌的意志和心头不灭的记忆。同时，在紧张劳累的宣传工作和徒步远征之余，在月光、手电筒或是一豆油灯之下，他们依然坚守着另一个战场——文学创作的阵地。文化工作团团员、 曾克到了晚年，还清晰地记得我父亲深夜打着手电奋笔疾书的情景。父亲见缝插针地把战士的一腔激情和所见所闻所感，化为这支笔部队的另一番收获——抗战作品。这些作品，激昂慷慨，讴歌抗战，义正词严，痛击敌人，激励起人们心中“决不允许祖国母亲遭受外敌践踏”的坚定信念和奋起抗战，以热血与生命筑成御敌长城的誓死决心。它们，同样真实地记录着父亲“永远是战士”的人生。在这个战场，在这个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双重战斗中，父亲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做出了无怨无悔的奉献：“为了祖国，/把生活浸在苦辛中，/为了抗战，/甘愿把身子供作牺牲。”

1938年7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同志，与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武汉商定，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的文化工作组织——国民党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战区抗日救亡宣传。10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国湖北省委选派共产党员和文化界著名人士，参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钱俊瑞、胡绳和我父亲，都是其中的一员。重托在肩的父亲，更加深感责任的重大。在他不懈的工作中，1939年3月，父亲的另一本抗战诗集《泥沼集》，由生活书店出版。

1939年4月，随(县)枣(阳)战役又打响了消灭日寇的枪声。父亲和姚雪垠、孙陵组成了“文艺人从军部队”，出发到随枣前线，从事抗日文艺宣传工作，并曾参加随枣战役。父亲深入在此作战的广西部队84军的173师，从师部、团部、营部、连部，一直到了山头距敌人近二百米的前沿阵地。日本鬼子打过来了，敌寇的大炮飞机向这儿倾泻了三千余发炮弹，半小时前与父亲并肩屹立在阵地上的战士们全部壮烈牺牲！他不仅在火线上目睹了随枣战役的实况，而且冒着身边不时炸开的炮弹，历尽艰辛和危险，完成着自己心目中的神圣使命。为了记录这次战地之行，父亲写了长诗《走向火线》和散文集《随枣行》。《随枣行》一书中的《十六岁的游击队员》，曾被当时的国语教科书选做教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39年7月至10月，父亲再次远征。他与姚雪垠等人，自湖北经河南向大别山进发，到安徽敌后采访，了解、反映当地的抗战情况，并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他们先后会见了新四军办事处主任何伟和美国 史沫特莱女士。他将此行写成长诗《淮上吟》和通讯《淮上三千里》。同年12月中旬，父亲再次赴前线采访，与士兵们共度旧历年……1939年，从前线到后方，父亲的双腿走完了五千里路程，为了抗战，他做出了完全彻底的付出。直到1943年，他又先后出版了《呜咽的云烟》、《向祖国》、《古树的花朵》、《国旗飘在鸦雀尖》等多部抗战作品集。

　　从1937年到1942年，五年多的战地生活，父亲无论是冒着生命危险多次奔赴抗战前线，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还是后来因为他的进步立场为国民党所不容而几次被驱逐，他都怀着始终不变的战士的信念和责任感，高唱战歌赴疆场，他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作品，为抗日——这场全民族的战争，尽了一份作为战士应尽的责任！他“甘心掷上这条身子，/掷上一切，/去赢最后胜利的/那一份光荣。”(臧克家：《换上了戎装》。)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胜利，也是父亲作为一名抗战战士，用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忘我的行动，与全国人民共同赢得的最后的胜利与光荣！

　　父亲的一生，都被冠以文化界人士的头衔，但是，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为了捍卫革命成果，为了保家卫国抵御外侵，他两次穿上戎装，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战士。这两段走入军营的难忘生活，成为父亲生命中极为宝贵的经历。在这些岁月中，他问心无愧地战斗着，经受着生死与战火的考验，因此，他可以骄傲地说：“我，就是一名战士！”

　　旧中国以笔为枪的战斗

　　父亲是一名战士，他的另一个战场，是他坚守了一生的文学战线。从1925年正式在全国性刊物发表作品开始，他一直紧握手中那支笔，以它为匕首，为投枪，为刺向反动派黑心的利器，以一名无畏战士的勇气和意志，精神和责任感，真实地反映旧中国尤其是广大农村的社会现实，为贫苦农民和劳苦大众呐喊和歌哭；他无情地揭露和鞭挞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揭露和鞭挞旧制度的黑暗与反动，腐朽与虚伪；为祖国和人民自由光明、和平解放的未来忘情地歌唱。这信念，

　　这战斗，一直没有动摇和停息过。翻开父亲的十二卷文集，他解放前的大半作品，

　　不仅是历史前进和时代洪流的真实反映，更是一篇篇战歌和檄文。在那反动统治猖獗的岁月里，因一篇文章而遭厄运、被杀头的，不计其数。因此，在旧中国的文学战场，没有冲锋陷阵的战士那种不畏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意志，同样是不可能战斗到底的。

　　父亲一走上文坛，就将他的立足点和全部情感，投入到劳苦大众一边，《捡煤球的姑娘》、《难民》、《老哥哥》、《贩鱼郎》、《老马》、《炭鬼》、《当炉女》……他为深受压迫和苦难的民众，唱出了心中的愤怒与不平。父亲1933年写成的长诗《罪恶的黑手》，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罪恶和伪善的面目，与新诗《老马》一起，成为他早期诗歌的代表作。而早在1931年，他就曾在诗篇《不久有那么一天》中，这样预言：“不要管现在是怎样，等着看，/不久有那么一天，/宇宙扪一下脸，来一个奇怪的变！/天空耀着白光，/黑暗吓得没处躲藏，/人长上了翅膀，带着梦飞，/赛过白鸽翻着清风，/到处响着浑圆的和平。/……阴天的地上原找不到影子，/但请你注意一件事：/暗夜的长翼下，/伏着一个光明的晨曦。”

1933年7月，在恩师闻一多、文坛前辈王统照和诗友卞之琳的大力赞助下，父亲的第一本诗集《烙印》自费出版。同年11月，父亲在这本诗集的《再版后志》中，这样写道：“老早心中为写诗定了个方针。第一尽力揭破现实社会黑暗的一方面，再就是写人生永久性的真理。……写这些可怜的角落里的人群，我都是先流过泪的，我对这些同胞，不惜我最大的同情，好似我的心和他们的连结在一起。”几句话，点出了父亲进行文学创作的初衷。《烙印》出版后，立即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闻一多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生活的意义。没有克家的经验，便不知道生活的严重。”老舍撰文《臧克家的<烙印>》，鲜明地表示了他的看法：“《烙印》里有二十多首短诗，都是一个劲，都是像‘一条巴豆虫嚼着苦汁营生’的劲。他的世界是个硬的，人也全是硬的。克家是对现在的世界和人生决定了态度，是要在这黑圈里干一气。”由此可见，这本揭露社会现实和人民苦难的处女诗集，是父亲向旧时代、旧社会发出的怒吼，鲜明地显示了他作为一名进步文化战士的立足点。从此，他的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小说、特写、通讯和文论，父亲始终紧紧把握着战斗方向，紧紧跟随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呼唤大众的觉醒，展现人民的斗争。几乎每个历史时期的现状和斗争，都能从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父亲以诗人锐利的目光观照历史和社会，从一踏上文学之路，就以笔为枪，“抒发我的不平之气，表现我对封建剥削阶级、新军阀反动统治的控诉”：那些青春在黑风里暗暗憔悴的捡煤球的姑娘；那群被“阴森的凄凉吞了可怜的故乡”，因而在“陌生的道路”上“无归宿”的难民；那匹“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抬起头来望望前面”的老马；那个因为“已经老得没用了”，而被永远关在大门外的“老哥哥”；那些“没有日头和月亮，/昼夜连成了一条线，/活着专为了和炭块对命，/是几时结下了不解的仇怨”的炭鬼；还有那个被美国兵“文明的皮鞭”抽打着的中国苦力……他笔下这些写不尽的劳苦大众的生动形象、凄惨生活和悲苦命运，就是佐证。他呼唤人民的奋起和反抗，期待着“有那一天，/心上迸出个突然的勇敢，/捣碎这黑暗的囚牢，/头顶落下一个光天。”在抗日战争的战斗风云中，父亲在民族革命的战场上疾呼：“……敌人把我们推入了战争。/我们再不空口讲正义，/正义永远握在强者的手里，/我们要用枪炮的毒口去碰毒口，/我们要用鲜血去涂成‘真理’的名字！/……我们要用四万万条身子，/筑一道防卫祖国的围墙！/活，要立起身子带响地活，/死后尸体也要交横在一起！/……我们的乡村呵，美的化身，/决不让她任人奸淫！/古井的辘轳边决不让敌人来饮马！/决不让敌人的脚尖/踏着祖宗的坟头/把我们的河山当画图看！/我们的热炕头/不能让敌人躺在上边打鼾！/不能让妻子的手臂，/套上异种人的手腕！/不能让新的市场，历史上的都会，/打上倭奴耻辱的脚印！/不让，决不让！/除非我们全体都死亡！……”(臧克家：《我们要抗战》。)面对奔赴战场的中华儿女，父亲满怀豪情地高唱：“耕破黑夜，/又驰去白日，/赴敌几千里外，/挟一天风沙，/兵车向前方开。//兵车向前方开。/炮口在笑，/壮士在高歌，/风萧萧，/鬃影在风里飘。”(臧克家：《兵车向前方开》)《从军行——送珙弟入游击队》、《伟大的交响》、《血的春天》、《别潢川——赠青年战友们》、《呜咽的云烟》、《古树的花朵》、《诗颂张自忠》、《潢川的女兵》、《十六岁的游击队员》……父亲笔下的作品，带着战火的硝烟，纪录下凶残的日寇面前，那不曾屈服的中国军民，他们用民族的铁拳，击退了入侵的强敌！这些在极为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中诞生的诗与文，基调高亢，极富爱憎，气势豪壮，它们是为我们民族振奋精神、砥砺正气的鼓角，更是一位战士在民族战争的火线上，放声高唱的战歌！

　　从抗战末期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日趋反动、黑暗、腐朽，乌云压顶，白色恐怖日甚一日。父亲不仅一直积极投身于民主解放运动的革命斗争和历史洪流，更以更加坚定和自觉的革命立场，用手中的笔做枪，击发出一排排犀利无比的子弹，直射向反动统治者的黑心！1945年，毛泽东主席飞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正在重庆的父亲，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他满腔激情地写出了诗篇《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以“何嘉”为笔名，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不亮在天上，亮在人民心中，/你把光明、温暖和希望/带给我们，不，最重要的是斗争！”“用自己的胸膛/装着人民的心，/你亲自降临到这战时的都城，/做了一个伟大的的象征。/从你的声音里，我们听出了一个新中国，/从你的目光里，我们看到了一道大光明。”这首诗，讲出了渴望光明、和平与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心声！这段时期，“蒋介石踏着亿万人民骷髅的天梯，爬到了‘总司令’、‘委员长’、‘总统’的宝座，卖国求荣，发动内战，以敌为友，以友为敌，杀戳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尸骨成山，血流成河。”(臧克家：《关于<胜利风>、<星点>、<民谣>》)在重庆、上海国统区的几年生活，父亲从“人民在流落，在呻吟，在饥饿，在死亡”的惨象中，痛切地感到：“这正是狂歌当哭的时代。这正是用诗抒愤，进攻的时代。”(臧克家：《歌唱起来》。)“恨，铸成力，力，向着黑暗的墙壁推去，推，推，推，推倒它。”(臧克家：《刺向黑暗的“黑心”》)久蓄在父亲心中的怒火，燃烧了，迸发了！从四十年代初起，他以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的英勇无畏，开始创作尖锐、犀利、激愤的政治讽刺诗，1944年到1948年达到高潮。“当眼前没有光明可以歌颂时，把火一样的诗句投向包围了我们的黑暗叫它燃烧去吧！”(臧克家：《刺向黑暗的“黑心”》)“我们一齐向那些千夫所指的东西们掷出诗的匕首去，让它们早日倒下去吧！我们一齐向那些大家所希望的，来一个催生的大合唱吧！”(臧克家：《歌唱起来》。)父亲这样呐喊着，他高唱着诅咒黑暗现实、鞭挞反动统治的歌，拼搏在黎明前的黑暗！正如人们所指出的，父亲的政治讽刺诗，不是清浅的喟叹，俏皮的讥讽，低悒的哀怨，

　　不满的牢骚，而是强烈的仇恨，严峻的抗议，深刻的揭露，尖锐的指控，有的简直就是“指着鼻子数其罪行”。《裁员》、《宝贝儿》、《星点》、《胜利风》、《重庆人》、《人民是什么？》、《枪筒子还在发烧》、《“警员”向老百姓说》、《谢谢了，“国大代表”们！》、《生命的零度》……父亲用这些诗篇，给国民党的“劫搜”大员、“国大”代表、警察、贪官污吏等画像，画出他们的可憎嘴脸和丑恶灵魂；他用它们揭露反动政权假民主、真专制的真相，号召人民起来，做自己真正的主人；他用它们刺穿蒋介石自诩“伟大”、“英雄”的虚伪画皮，还他以发动内战、残害人民的大独裁者和大刽子手的本来满目……“前日一天风雪，昨夜八百童尸”，在父亲根据上海——这东亚第一大都市一夜间发生的这出社会惨剧，而写成的诗《生命的零度》中，他怀着那样深刻的痛苦和愤怒，为这八百名“人的嫩芽”过早的夭折，发出了怒吼：“一夜西北风/扬起大雪，/你们的身子/像一支一支的温度表，/一点一点地下降，/终于降到了生命的零度！/你们死了，/八百多个人像约好了的一样，/抱着同样的绝望，/一齐死在一个夜里！”父亲用极尖利冷峻的讥讽和抨击，指向了制造这人间悲剧的罪恶根源。父亲的政治讽刺诗先后结集为《宝贝儿》和《生命的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创作政治讽刺诗的同时，父亲同样以杂文等多种文学形式为武器，在广泛的文学战线上战斗着。《官》、《做主》、《精神的囚犯》、《伟大与渺小》、《来个催生大合唱》……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尤其可贵的是，为了跟上时代和革命前进的步伐，跟上伟大的中国人民推动历史的脚步，父亲一边参加对反动统治者的坚决斗争，一边自觉地在世界观的旧我与新我的战斗中，沉下心来，认真总结自己四十年来走过的生活道路和二十年来文学创作的经验教训，无情地解剖和审视自己，从而使他的阶级立场、思想情感和文学创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44年，父亲迈入不惑之年。他在一些诗篇和文章中谈到，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和世界发生激变的时代，“我，作为一份子，站在前进的行列上。在年轻力壮的时候，我走在前头，单纯的，勇敢的。可是，因为心上装载得太多太重，脚步也随着年龄蹒跚起来。我没有落后，我追随着时代，可是，以前不是拉着纤走的吗？”“对过去牵恋得过重，就把对未来的关心减轻了。怀旧，知识分子的通病，我患得特别厉害。时代变过了，一切都不同了，在感觉上，对于以往的总比对于新生的亲切，这是很可怕的。”(臧克家：《回首四十年》)“我所参加过的每一次战斗，总有许多人倒下去，许多人转回头，许多人挺身直前。而我自己呢？我没有倒下去，没有后退，我用了坚稳的小步子向前走，痛苦地、矛盾地、艰苦地走着。然而时代是在以百米竞赛的速度前进着，我害怕落后，也不甘落后。我是不是也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步伐？”(臧克家：《回首四十年》)“光瞅着眼前的东西‘变’，而自己却永远站在‘不变’这一点上，这是不行的。于是，我‘变’了，从‘我拭干眼泪瞅着你们变’，到‘我该拭干眼泪跟着你们变。’”“战斗，同自己战斗，理智鞭子的抽打，……新生活的树干上才可以抽出新生命的枝芽。”(《世纪老人的话——臧克家卷》)这一切，对于身处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来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它表现出一名自觉的革命文化战士，勇于抛弃人生观中不符合时代和革命要求的旧我，从而塑造一个迈开大步，与亿万人民共同前进的新我的过程。这是一名战士能够永远保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和保证。

1946年末，国民党散布：“臧克家不再写诗了。”父亲立即以极大的义愤，写下了向反动政权再一次宣战的檄文《你们》：“你们宣传说，我不再写诗了，/对不起，我给你们一个大大的失望，/我被你们的话鼓励了，/我的诗性猛烈得像火！”“我有太多的悲愤要把胸膛爆炸开呵，/我有太多的感情要冲涌而出呵，/我的心被火燃烧着——/那羞耻的火，/那困恼的火，/那生之苦难的火呀！”“我要写诗，/因为我要活下去，/而且，越活越起劲！/我明白，在我们消极的时候，/你们才积极起来！/我要用我的诗句鞭打你们，/就是你们死了，/我也要鞭打你们的尸身！/我要把我的诗句当刀子，/去剖开你们的胸膛；/我要用我的诗句/去叫醒，去串连起/一颗一颗的心，/叫我们的人都起来，都起来，/站在一条线上，/向你们复仇！复仇！”这些指着鼻子声讨、痛斥和鞭挞反动派的作品，需要冒着多么大的危险，这是每个从黑暗时代走过的人，才能深刻体验到的呵！

　　在父亲解放前夕出版的最后一本诗集《冬天》中，他1947年末写成的诗歌代表作之一《冬天》，深刻形象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在那一年四季都是冬天的反动统治下，所遭受的无边的苦难，并且富有预见性地指出：“这该是最后的一个严冬”，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垮台，提前敲响了丧钟。在这黎明前严寒逼人的冬天，在这白色恐怖登峰造极的岁月里，父亲除了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和以作品为武器之外，还先后主编了一些进步报纸和刊物，如：《侨声报》副刊、综合性文化月刊《文讯》和书籍《创造诗丛》十二种等，并大力协助青年友人曹辛之、林宏等成立了星群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诗创造》丛刊。在这些报刊上，父亲编发了大量革命与进步的文化人士和著名 的文章，并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诗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正是由于父亲作为一名革命与进步的文化战士的不懈斗争，1948年11月，国民党当局以“写讽刺诗、办左倾刊物和参与共产党创办的星群出版社”为罪名，将父亲的名字上了逮捕的黑名单。国民党特务们在查封星群出版社和《诗创造》丛刊时，一再逼问父亲的住处。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亲友们的帮助下，曾一周内五易其居的父亲，像当时许多进步文化人士一样，于同年12月8日，潜往香港避难。三个多月后，他与我的母亲一起，乘坐中共党组织租用的专轮“宝通号”，由冯乃超同志带队，与全船一百多位进步文化人士一齐北上，奔向已经和平解放的北平。光明、自由、和平、解放的新中国，这是父亲自从踏入战斗行列的最初一刻起，便已盼望的崭新的祖国和天地！为了它的早日到来，他与亿万中国人民一起，用自己的战斗，用自己的生命，迎来了这一天。父亲的心中，充满了一名战士为祖国和自己获得新生的无比喜悦与自豪！

　　坚守与捍卫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父亲生前经常说过的一句话：“只要我认定的事，就破命去干！”它，不仅表现出父亲做事的坚韧精神和全身心投入，更可以看出他为了捍卫真理和原则，不惜牺牲个人的思想境界。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父亲一生近八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他一路沿着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前进，一贯提倡 和文学作品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一贯主张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土壤和源泉，文学工作者要深入生活；一贯倡导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力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创作方针。在漫长的创作之路上，无论社会上涌动着何种创作思潮，无论受到多大的打击和歪曲，他一直坚守和捍卫着这些创作原则和文学理念，终生都没有丝毫犹豫、动摇和改变。

　　父亲是在痛切地感受着中国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中，开始文学创作的；他是汲取着中国古典文学和大众民间文学的深厚营养，走上文坛的，因此，直面和反映社会现实，将中国优秀的文学传统融入自己的作品，就先天地为他的文学创作，打上了深刻的几乎无法改变的印记。1933年他的第一本诗集《烙印》出版前后，一些诗人远离现实，躲在自我的小天地里唱恋歌，描写女人的“酥胸玉腿”，或沉醉于风花雪月之中。而父亲在《烙印》中所展示的社会现实，所描写的民众的苦难，把人们带回到真实的人间景况中来，因此，茅盾先生在1933年的评论文章《一个青年诗人的“烙印”》中指出：《烙印》的“全部二十二首诗没有一首描写女人的‘酥胸玉腿’，甚至没有一首诗歌颂爱情。甚至也没有所谓‘玄妙的哲理’以及什么‘珠圆玉润’的词藻！《烙印》的二十二首诗只是用了素朴的字句写出了平凡的老百姓的生活。……我相信在目今青年诗人中，《烙印》的作者也许是最优秀中间的一个了。”正因为《烙印》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实况，朱自清先生在《新诗的进步》中说，“初期新诗人大约对于劳苦的人实生活知道得太少，只凭着信仰的理论或主义发挥，所以不免是概念的，空架子，没力量，”而到了臧克家，中国“才有了有血有肉的以农村为题材的诗。”穆木天在《关于<烙印>》中认为：“青年诗人臧克家的《烙印》，是最近值得注意的一本诗集。作者经验着‘九·一八’以后中国农村破产的情形，感到了深刻的人生的痛苦。他以现实的平常的材料，咏诸诗歌。……他的那些短诗，可说是时代象征之一面相。”就连一位反对、厌恶和从来不读新诗的齐东野先生，也在他的文章《由现在中国的诗坛谈到<烙印>》中，极生动地道出了他读《烙印》后的全新感受，和父亲这些真实反映劳苦大众生活的现实主义诗作，给予他心灵的巨大冲击：“那充实的内容，明显而深的字眼，新颖的词句，一字一字地刺入我心的深处，继续着一气读毕，我兴奋，我喜悦，全身感到一种紧张，又觉到一种松弛，意外地我在仇人中寻找到一个可爱的朋友，在垃圾中捡起一颗珍珠，那时我把它紧紧地搂在胸前，迅速地就向回跑，也不管朋友允许我借阅与否。它不但打破我那‘誓死抵制新诗‘的信条，而且闯进我那狭小的书斋，永久做我的伴侣，因为失去它我便感到空虚，也唯有这样才感到满足，纸上的字，个个都是刺，刺你的眼，刺你的心，犹如把刺刀穿进你的胸。……一个新的生命已经在那里发育、滋长，慢慢地繁荣起来了。”就这样，父亲这些根植于现实主义土壤的作品，一问世，就向人们展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为当时的诗坛，吹来了一阵清新的风，带来了勃勃生机和活力。这一切，不能不说是父亲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手法、他的民族化的文学风格，在首次集体展示时的一个大成功！

　　父亲从最初走上文坛，便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手法、对于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持有自己一贯的立场和见解。1933年11月，父亲在《烙印·再版后志》中说：“我有一个野心，我想给新诗一个有力的生命”，又说自己“老早心里为写诗定了个方针”。这个生命，这个方针，就是他坚持了一生的革命现实主义和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他“沿着自己的道路，从《烙印》直走到”生命的终点。“这中间，在形式上显然有变化，有演进，但这变化，这演进，是沿着一条轨道进行的，而这条轨道是铺在生活的基地上的”(臧克家：《<十年诗选>序》)沿着这条现实主义的、民族化大众化的轨道，父亲被人们称为：对“五四”尤其是大革命以来的中国现代史，做了系统的、几乎是编年史的反映。他从1929年起，年年有新作问世，1933年后平均每年出版一本诗集，最多时一年出版了三部。工农兵学商，东西南北中，从“辛亥”到北伐，从抗战到建国，他作品覆盖的时间“面积”之大，在新诗史上是很少有人能够比拟的。对于这条道路，他的作品，他始终为之不懈的鼓与呼，他为捍卫它们所做的努力，都是最好的明证。

　　父亲晚年曾多次谈到：“我对文艺问题有个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与多年来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学习是密切关连的。因而我坚持它，不易动摇。我觉得它对，就要坚持，人言不恤。这些，我都毫不含糊地形诸口头和笔头。”(臧克家：《<青柯小朵集>小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