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父亲臧克家先生，在2004年2月5日元宵之夜，永远告别了他一生挚爱的祖国和人民，安详地走完了99岁的人生旅程。2010年10月8日，又是他诞辰105周年纪念。身为他的长女，父亲微笑的面庞和清癯挺拔的身影，不时浮现在我眼前，永远镌刻在我心灵的最深处。他辞世后，通过对父亲一生全面完整的重新审视，使我对于他的人生道路和毕生追求，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全新认识。于是，在我的心目中，父亲不仅是一位对中国文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诗人、 和编辑家，更是一名在百年历史风云中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永远的战士！

　　凡是熟悉我父亲的人都知道，从1925年开始，在近八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他紧握手中的那支大笔，从暗夜如磐的旧中国，写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他涉猎了诗歌、散文、小说、文艺理论和文学评论等多个文学领域，那皇皇十二卷全集，就是证明。父亲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尽了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他的许多作品，为国内外几代读者所熟悉和喜爱。

　　然而，不少人也许并不了解他人生的另一个不可分割的侧面。这是奠定了父亲文学创作基础和基调的尤为重要的基石，是他人生本色和一生不懈追求的最根本最真实的反映。其中可书可写的感人之处，不胜枚举。父亲曾在他暮年的一封信里，一语中的地道出了这一点。

1991年，父亲故乡山东诸城的赵顺年、茂梓两位同志，编辑了《诸城名人传略》一书。他们将有关我父亲的内容寄来，请老人过目并斧正。结果，86岁的父亲删去了书中对他的全部赞美、评价之辞，在给编者的复信中，非常明了地写道：“其实，我就是一位战士。”这几个字，是父亲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极其准确地点出了他整个人生的精髓所在。在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父亲始终以一名无畏战士的英姿，抒写着他99岁的人生画卷。这种终生不渝的“永远的战士”的精神和追求，正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

　　父亲的根深植于人民之中

　　父亲是奋斗不息的战士，因为，他的根从小就深植于劳苦大众之中。正是基于这最根本的人生渊源，奠定了他要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和热情，为人民而战斗、而写作的立场与追求。

　　父亲1905年10月8日出生于山东诸城农村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十四岁以前，几乎从未走出这块方圆三十里的故土。他看到了这个曾经荣华的封建之家的残烧，但是，他却是在穷孩子和贫苦农民中间长大的。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生于穷乡，长于穷乡，耳闻目睹了旧中国农村的穷困落后，他身边那些几乎终日相伴的赤贫的农人们，最终都没有逃脱在三座大山压榨下的悲苦生活和凄惨命运。“他们穷得可怜，没有田地，没有房子，有的是一条‘农奴’的身子。”(臧克家《我的诗生活》)他热爱这些顶着农奴命运的淳朴善良的农民，他为他们流泪，更为他们不平！与挣扎在封建社会最底层农民为伍的农村生活，使他“认识了人间的穷愁，疾苦，和贫富的悬殊。”(臧克家《诗与生活》)在这里，不能不提到两个人：“老哥哥”和六机匠。他们，是农民性格的两个典型，更是父亲人生的老师和以文学的乳汁滋养他的启蒙者。他们用爱和真情哺育他，成为父亲生命中魂牵梦萦终生挚爱的旧中国贫苦农民的代表。“老哥哥”，在父亲家做了一辈子长工，从二十岁起，用他那曾是铜帮铁底的身子，用一生的血汗和忠诚朴实、任劳任怨的行动，服侍了臧家四代人。从父亲的曾祖父开始，每个叫过“老哥哥”这个称谓的主人，都曾经允诺：“你现在对我好，长大了我养你的老。”但是，当“老哥哥”真的年老无用的时候，父亲的祖父却因一点小事，无情地将他撵出了门。年少的父亲拉着一直那样疼爱他的“老哥哥”的衣角，用一双泪眼哭送这位心头上的亲人！望着被榨干血汗后孤身离去的老人的背影，父亲第一次对于他的祖父和地主阶级产生了憎恨！六机匠，同样是臧家的佃户。他是父亲最亲爱、最佩服不过的一个人。这位民间的天才，是一位出众的故事圣手，能把一个个故事的情节，夸张地、形象地、诗意地、活枝鲜叶地送到你的眼前来。因此，父亲说：“他的房子，就是我的家——灵魂的家。”“在他的屋子里，我认识了许多灵魂，在他的屋子里，我得到了盎洋的诗趣，在他的屋子里我洗白了自己的心。六机匠，他把诗的苗子插在了我心的田地上。”(臧克家《我的诗生活》)然而，就是这位底层劳苦大众聪慧天才的代表，同样被贫困追逐了一生，最终病死在故乡的土地上。这些在父亲身边不断发生着的残酷的社会现实，令年幼的他一步步认清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对立，他的“脉管里，流入了农民的血”。这十余年的人生经历，对父亲的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奠定了他的阶级立场和情感基石，也奠定了他要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为社会的光明而战斗、而献身的初衷。而“老哥哥”、六机匠——这两位旧社会劳动人民的典型代表，也永远地走进了父亲的心间。他不仅在一生中为他们多次撰写深情感人的诗、文，并且在1979年写回忆录中有关“老哥哥”这一节时，74岁的父亲依旧三次为这位早已远去的故人痛哭失声！而他生前留下的遗愿，就是将自己的部分骨灰，撒在“老哥哥”和六机匠的坟上。父亲要永远地陪伴在这些至亲至爱的劳苦大众身边！

　　走上革命斗争和战火纷飞的第一线

　　正如父亲在自传体散文《我的诗生活》中所写的：“我的童年，正当皇帝的宝座动摇的时期，正当封建社会崩溃的时期，正当新与旧，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斗争的时期。我看到了旧的尾巴，也看到了光明的曙光。”正是在这样艰难曲折、你死我活的反复斗争之中，严酷动荡的社会现实：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屈辱，反动军阀令人窒息的黑暗统治，广大人民的悲惨命运，使年少的父亲在刚一接触到“五四”运动的巨大影响，便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1919年夏秋之间，还在诸城县上高小的他，聆听了本县大学生丘纪明——北京学生运动派来的代表，宣传五四运动和它伟大精神的演讲，那一句句慷慨激昂、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父亲年轻的心。当时，父亲身处五四运动诱因之一的山东，这个感受痛切的十五岁的小学生，平生第一次以一名小战士的斗志和身影，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他和同学们组成了“反日会”，打着小旗到街头宣传。他们讲述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的切齿痛恨，说到沉痛之处，演说者和听众们都留下了热泪。“反日会”的一个个小分队，还分头到商店去检查、封存日货，对于那些丧失爱国之心的奸商，毫不留情地给他戴上写着罪状的高帽子，游街示众……少年时期第一次投身到时代洪流中的这段经历，给了父亲深刻的印象和影响。他深切地感到，在汹涌澎湃的五四运动中，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感，把全国人民联系在一起了，这是一股多么伟大的势不可挡的力量！

　　然而，军阀张宗昌却对这场革命运动和新文化思潮，进行了残酷的武力镇压和文化腐蚀，社会空气沉重而窒息。1923年，父亲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一师，可以说是对于“五四”新思潮、新文化不断吸收与传播的一个革命阵地。受到校内活跃的革命空气和共产党组织的影响，父亲思想上向往着光明与进步，对于军阀的反动统治极为愤懑和憎恶。他不仅在平时参加了CP和CY组织的一些活动，“五州惨案”发生后，参加了济南学生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而且于1925年8月，在黑暗统治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奋而疾书，以通信的形式，写了一篇揭露张宗昌反动统治的文章，投给进步文化刊物《语丝》，署名少全。《语丝》主编周作人先生以《别十与天罡》为题，将此文刊发在该刊第四十五期上，并亲自给父亲回了一信。这是父亲首次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作品，而这第一篇作品，就是颇有些战斗性和讥讽意味的檄文！从此以后，父亲正式走上文坛。他以笔为枪，在文学创作这块阵地上，与黑暗社会和反动统治者及日寇入侵，进行了为时二十余载的不息战斗，直至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中华民族的解放。

1926年秋天，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感召下，对张宗昌倒行逆施和沉重压迫忍无可忍的父亲，与另外两名亲友一道，结伴奔赴革命政府所在地——武汉。年轻的父亲当时胸怀豪情地在长诗《自己的写照》中，倾吐着心声：我们站在船头上听黑夜的海啸，/我们用放大的心向背岸嘲笑，/我们胸中落下了无边的天空，/我们将看见明早的太阳在大海上发红。

　　怀着向往光明与革命的一颗心，父亲1927年初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即黄埔军校第五期)。半年多的军校生活，对于父亲来讲，是人生的课堂，是淬火的熔炉，更是生与死的大考验。在这儿，父亲和同学们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并且天天在广场上大课：政治的、经济的、国际问题的；在这儿，他们更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教育和熏陶，校领导和教官中的共产党员，呼唤起青年学员们心中的革命烈火。“一条身子配偶了长枪，同时把心也许给了党”，这是父亲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第二次北伐中的1927年5月，夏斗寅叛变，宣布投靠已经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的蒋介石。这时，父亲所在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学兵团，合并组成为中央独立师，立即奔赴前线，讨伐夏斗寅叛军！身为副班长的父亲，和全体战士一样，每人四十排子弹，个个全副武装。他第一次成了真正在炮火中冲锋陷阵的战士！听，炮弹在身边爆炸，机枪在耳旁轰鸣；看，身为共产党员的连、排长们，英勇无畏地冲在最前边。一个、两个、三个……亲密的战友们在身边倒下了，但是，父亲和独立师的战士们没有退缩，他们紧跟着共产党员们往前冲！讨伐大军翻山越水，由湖北的纸坊而咸宁、蒲圻、嘉鱼，一直打到通海口。饿了，吃一口饭盒里馊了的米饭；渴了，一边前行，一边用小碗去舀路边小虫蠕动的塘水。激烈的战斗考验着每一个人。父亲亲眼目睹叶挺同志紧握手枪，迫使一名因一点轻伤就试图后退的指挥官，又向前冲去。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父亲接受着战火硝烟的洗礼，也经历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他交出的是一份合格的答卷。这是一名战士初赴疆场的体验，它历练了他的灵魂，也丰富了一名战士的人生。

　　讨伐夏斗寅叛军的征程，同样是一座社会的大课堂。世世代代受压迫剥削的劳苦大众，以那样热烈的革命热情，发自内心地迎接着父亲所在的中央独立师。父亲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大军到处，万众欢腾，争着看女兵。抓到罪孽深重的土豪劣绅，经过农民协会的控诉，由女同学宣布罪状，男同学立即去执行枪决。使我们大受感动、印象深刻、终生难忘的，莫过于新堤(今日的洪湖)之夜了。我们坐的轮船，还没有靠岸，欢迎的群众像一堵一堵的人墙，口号声，鞭炮声，声声震耳。这声音发自肺腑，高冲云霄。这声音，像热情的激流，贯穿了水中岸上的心胸。这声音里充满了同志的爱和革命的激情。革命歌声，像一条热线把我们拉上了岸，马上被人群包围了。队伍开到哪里，人群跟到哪里，大人苦诉军阀、地主们的万恶，从他们面色上看到怒火在燃烧，从他们的衣着上，看出生活的穷苦。他们向我们发问：‘为什么不发给我们枪？’”

　　身历其境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使身为一名战士的父亲，那样真切地再一次看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那样深刻地感受到他们中间蕴藏着的可以翻天覆地的伟大力量和革命热情。战士在革命斗争的课堂里学习，成长；人民，是他最好的先生。这一切，使父亲更加坚定了要为这些劳苦大众的解放而斗争的信念。

1937年，日寇入侵。父亲望着中华国土一寸寸沦丧，悲愤万分。抗战爆发后，他决心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和斗争中去：“抗战！抗战！/将敌人的脚跟，/从我们的国土上斩断。”“诗人们呵！/请放开你们的喉咙，/除了高唱战歌，/你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同年11月，父亲到达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当时，中国军队集结了四十五万多人，准备在徐州地区抗击日寇。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有意办一个青年军团，收容、训练从北方各省流亡而来的青年学生，作为抗战的一支生力军；同时也想招贤纳士，增加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当他知道臧克家到了徐州，便派司令长官部随从秘书、我父亲的内兄王深林，请我父亲去面谈。但是，面对李宗仁当时并没有实际工作安排的邀请，父亲更向往的是去心中久已渴望的圣地——延安。在父亲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急迫地等待延安方面消息的五、六天里，王深林电告抗战青年军团已成立，催促他立即返回徐州。经过商议，父亲决定回徐州。“我要去从军，到徐州，/因为那儿最接近敌人。”这个决定，表达了当时父亲急于奔赴抗战最前线的战士的胸襟。

1938年4月初，台儿庄战役打响，战事紧张惨烈。再次穿上了一身戎装的父亲，应李宗仁邀请，赴台儿庄前线采访，并进行报道。当时，冒着日寇飞机轰炸的危险，他三次深入战地，到了主力部队第五战区三十军孙连仲部下的三十一师、三十师和二十七师的前沿。在这震惊中华的大会战战地，父亲采访了从战役最高指挥官李宗仁、孙连仲、池峰城、张华堂，直到普通的士兵和老百姓。他看到了敌寇的凶残和罪恶，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流血和牺牲，更看到了军民高昂的士气和被战斗锤炼成钢铁的意志，看到了万众同心以死御敌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力量！在父亲的眼中、足下和手中，台儿庄战役，这津浦北线上中华民族歼灭日寇的大会战、大胜利以及随后的战事，经过他七天夜以继日的不懈创作，立即化为积淀着他的情感和爱憎的长篇通讯报告集：《津浦北线血战记》。生活书店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这本书。司令长官李宗仁亲自为他写了长篇题记：“暴日前受钜创于津浦路南段野心尤未稍戢近复挟其精锐数万之众恃犀利之器械左攻临沂县右取临峄直逼台儿庄炮火连天所过为墟气焰炽张有囊括我徐海之势幸我将士用命血战兼旬旅进旅退反复搏击卒将顽敌击退双方伤亡惨重为第三期抗战以来所仅有余偕臧君克家遄赴前线督战巡视台儿庄已成一片焦土人民未及逃避死于敌人炮火之下者不计其数敌尸未焚或已焚而残肢未化者累累皆是臭气熏天满目凄凉极尽人间之悲惨因日军阀逞侵略之野心致两国人民罹此极度之牺牲良可痛恨希我军民不以小胜而骄受挫而馁吾人为求我中华民族解放而抗战必须以大无畏之精神再接再厉扫荡顽敌还我河山奠定民族复兴之基础树立永久之和平焉李宗仁写于前线四、十四日”李宗仁先生的题记，为这本书增加了沉甸甸的分量，因为，它道出了抗战中国民党高层将领，作为一名中国人的心声。父亲的另一本“在炮火连天的时候，在距离血肉纷飞的火线不远的地方，在极度慷慨与悲壮的情绪下”写成和编就的抗战诗集《从军行》，也于1938年6月由生活书店出版。这两本书以铁的事实和激昂悲壮的爱国之情，向世人最迅速最及时地揭示了中华民族浴血抗战的战地实录，和与敌寇不共戴天的民族气概和精神。它们不仅马上被生活书店赶印出版，并立即被印行多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