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个世纪里，陈书言老人始终对自己的过往绝口不提。他住在台北一座老式公寓楼里，养一只鸟，喜欢光膀子，爱喝酒，爱发脾气。他和妻儿生活在一起，却如同一个独居老人，自己买菜、煮饭，打理生活所需。

　　在许多人眼中，陈书言不过是台湾那些正在凋零的老兵中的一个。其实，他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并至今以此为荣。

　　陈书言晚年曾想把自己的故事写进日记里，死后再交给儿女，但那时他的手已经拿不稳笔了。所以，直到女儿陈心怡拿起摄像机，为他拍了一部纪录片并在台湾院线放映后，包括妻儿在内的许多人才知道，这样一位普通的老人身上到底积蓄着多少休眠的记忆。

　　如今，陈书言已经80岁了。前阵子，他醉酒后摔断了髋骨，记不清到底哪天去医院拿药。可当他对女儿讲起登陆古宁头连长吹起的冲锋号时，那声音仿佛就在耳边。

　　很多事情，我们有多少回忆，取决于我们有多少机会对别人讲述。

　　秘密

　　从小被各种标语告知“小心匪谍在你身边”的陈心怡，长到27岁才恍然发现，“匪谍”原来就在她家里，这个人就是长她45岁、暴躁、酗酒的父亲陈书言。

　　在陈心怡眼中，父亲不过是1949年随蒋介石来台湾的国民党军人，退伍后普通的铁厂工人，台湾120万外省人中平凡的一个。如果硬要在他身上找出些蛛丝马迹，那就是他常对儿女说：“我这一生有太多故事要讲给你们听。”

　　没有人知道他的故事，或者说，没有人想知道这个故事，包括“本省”的妻子、继子女和他最疼爱的小女儿怡子。

　　他倒是念叨过，“在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他也时常感叹这条命是捡回来的。只是在儿女眼中，一直重复同样的话，实在有点唠叨。还有些时候，他又用“说出来怕你们受不了”这样一句话，打发掉孩子们的好奇心。

　　直到2002年，陈心怡陪父亲回江苏兴化探亲，才发现这个她原以为“讨人厌的老头”，在老家竟受到妹妹和外甥如此的期待。心怡的表哥还买了很多国共内战题材的连续剧送给他，舅甥两人就这样聊起了渡江战役，72岁的陈书言这时“眉飞色舞”起来：“想当年，我们是多么英勇！”

　　陈心怡听了却暗自纳罕：“爸爸，你怎么讲到共产党就这么开心？”有一天，她忍不住试探着问：“你是共产党？”父亲犹豫了一下，答：“是。”

　　那是61年前的故事了。1949年10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攻打大金门，解放军登陆部队在岛上苦战三昼夜，大部分战死，3900余名幸存者被俘，但在国民党战史中称被俘人数为7364人。“这边”称之为“金门战役”，历史教科书中几乎看不到任何描述；“那边”则叫它“古宁头大捷”，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称其“改写现代中国历史”。

　　陈书言就是这三千九百分之一或七千分之一，数字的多少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区别。被俘前，他撕碎了证件，吞进肚子里。他曾经害怕说出这个秘密，等到想说的时候，又觉得说了也没用，就在这种状态中，几十年过去了。他从国民党的俘虏，变成了记忆的俘虏。

　　这个秘密让陈心怡感到震撼，又让她觉得有点骄傲：“原来我的爸爸跟别人不一样，跟一般的国民党老伯伯、跟蒋介石的那个脉络很不一样，其实还蛮厉害的。他并没有很高的官阶，而且身无分文，但会因为他的身份感到莫名的荣耀。”

　　陈心怡同时感到有点自责，她对爸爸的过去几乎一无所知。他为什么酗酒？为什么性格起伏不定？战争在他身上残留的伤害到底有多大？2008年，陈心怡拿起摄像机，重新走近父亲，拍摄《被俘虏的人生》这部纪录片，揭开父亲保守半生的秘密。

　　陈书言这样的第一代外省人，大部分是随蒋介石从大陆迁往台湾的，其中有60万是国民党军人，此外还有大量眷属及百姓。这些人的生命轨迹就此改道，他们因此又被称为“被时代强力左右、处于离乡背井不确定过程中的一代”。

　　这些人现在平均年龄都有80岁了，在讲述国家军队、大江大海的湍急年代里，他们还有多少时间说出自己的故事？

　　父亲

　　那些事情陈书言怎么会忘呢。他记得攻打金门，他们在古宁头登陆，“连长冲锋号一吹，就要往前冲”；他记得同袍小袁，被卷进坦克履带下面；他记得被俘后，被押解到基隆港的船上，很多人饿死，还有人为争抢大米，掉到船舱底部摔死了；他当然也记得，如果谁讲一句反对的话，第二天这个人就消失了，大多是被活埋，因为子弹是要留着打“共军”的。

　　死亡的味道久远得已经失真。60年后，他终于决定将这一切讲出来，而他的女儿直到看了电影《集结号》里用血肉与坦克相搏的场景，才相信那些“故事”都是真的。

　　陈书言也曾意气风发，他在13岁时加入新四军，参加抗日。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他所在的队伍节节胜利，那时，他经常因为打了胜仗而受到嘉奖。

　　从在古宁头被俘的那天起，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几十年后，当女儿陪他到古宁头战役纪念馆时，他看着墙上的抗日战争介绍，还是忍不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