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文艺评论能看到评论家内心的脉动”

记者：对你的批评，我个人有三点比较深的印象。先说第一点，你的批评，即使是尖锐，也是偏于建设性的，少见那种愤世嫉俗的，否定一切的酷评。当然，这样的批评固然稳健理性，但可能也比较寂寞，难以引起大的反响，也难以走进满怀激情的年轻一代的视野。

毛时安：当下社会发牢骚、骂大街，满世界吐槽的人，很多。发现问题固然很重要，文学艺术、中国社会，满身都是可以批评的问题。破坏很痛快，稀里哗啦，就一堆废墟了。但建设呢，我们能天天在一堆废墟里生活吗？建设性批评对于文艺和国家，是更需要的。建设需要选择需要智慧需要理性，更需要难以想象的耐性和坚如磐石的意志。一个题材可以有多条构思路径去体现它。选择经常是两难的悖论。资本可以是推动文艺发展的好东西，但被资本绑架，就绝对是个坏东西。有些很有才华的 艺术家就不知不觉地毁在了市场的漩涡里，失去了灵性。说实在，一般我也不喜欢酷评。酷评令我想到西汉皇朝的酷吏。我不知道酷评家当官会不会成酷吏。评论可以尖锐，但本质还是与人为善，不是一棍子打死。要言之有理，无论说好说坏。今天文艺评论，说坏不易，说好也不易。说坏要勇气，说好要眼光。好评论要有自己的发现。我的这种理性和包容，是大学时受了徐先生儒家文艺温柔敦厚诗教和中庸思想的影响。我偏重“创新而不偏激，稳健而不保守”的理路。

记者：这第二点印象呢，你的批评，用王安忆评价你的话，是“用创作的方式来做批评”。你之所以特别珍视这一评价，我想大概是在你看来，希望以理性自居的批评，也要给直觉和感性留出一定的空间吧。

毛时安：王安忆是个悟性很高的聪明人。我们不知不觉认识快四十年了。早年我为她写过几篇评论。她的这句话切中要害。我确实每写评论，总会考虑艺术性文学性，带点创作意味在里面。我喜欢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也喜欢文字好有激情的文章。既想写出我自己的文字个性，又想和评论对象的艺术风格对应。我想写出一些新的花样新的气象。我一般不喜欢枯燥干瘪的文字，除了确有见地的深刻理论。可这样的理论有多少呢？有些“深奥”，其实是晦涩术语包装起来的苍白。洋洋洒洒，剥出来并没有多少玩意儿。文艺评论要有自己的形式美感。就评论风格而言，老前辈如王朝闻，年长的钱谷融，年轻的张新颖。还有我同时代的那些评论家。只要碰到，我都会去读。我偏好欣赏文采盎然，才情勃发，也喜欢朴素得月白风清的文字。好的评论和文艺作品一样，读来令人沉醉。

记者：再来说说第三点印象吧。你在一篇文章里写到一句话：“批评的深度，就是人性的深度。”这句话大抵是要求批评家懂得生活，洞察人性，且不失赤子之心。这真是很难达到的一个高标准。

毛时安：文学是人学。文艺评论，一定程度上是用评论家的内心去解读作品背后的作者的人性内容。评论家的内心越丰富，解读就会越通透。评论家艺术修养越高，对作品的艺术分析就越细越深。好的文艺评论能看到评论家内心的脉动。同时你还要有赤子之心的单纯，这种单纯有助于你排斥先入为主的误判，有助于自己像沉浸在艺术氛围中，得到孩子般的心灵感动。

“文艺批评不能只批评别人，也得批评一下反省一下自己”

记者：我注意到，你在《批评及其方法》等几篇文章里，对一些经典的批评论著做出了自己的批评，总体上褒奖居多。当然，你也曾对当下缺钙、少血的批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是否在你看来，文艺批评不仅仅是包括对文艺创作的批评，针对文艺批评本身的批评，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也非常重要？

毛时安：批评，本质是反省，是反思。文艺批评存在的问题，有外部环境的问题，也有我们自身的不足。我觉得我国批评界，引进充分，创造活力不足，缺少自己原创的文学理论、范畴支撑引领。“五四”以降，先是欧洲，再是苏联，现在又是欧美、以美为主。虽然也在古代文论的研究上下了一些功夫，如我的老师徐中玉先生、前辈郭绍虞先生和他的团队，近年更是学界大声疾呼文化自信，但总体收效不大。

二是，大批的批评家来自学院，知识素养好，艺术感觉弱。习惯把作品塞到自己熟悉的引进的理论框架里，削足适履，生吞活剥。我参加社科和艺术学评审，有时会读到一些以前没有见过的新鲜术语、观念，很兴奋。但这种兴奋很快就被当头一盆冷水浇灭。因为马上就有接二连三的同样的概念、术语、观念出现。往往都来自同一本新翻译出版的理论著作。

三是，对鲜活的艺术进程了解不够，容易空对空。譬如他们关于文化产业化的长篇大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实在是既不了解外国，更不了解中国的结果。误导了决策的领导，更给文艺事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现在，文艺批评家都喜欢评现代派的作品，回避现实主义文学。很重要的就是，现代派作品便于自己天马行空的理论发挥和阐释。路遥《平凡的世界》当年在读者中的热情反响和批评界的冷淡沉寂就在于此。孔夫子说，吾日三省乎吾身。文艺批评不能只批评别人，也得批评一下反省一下自己。我想，这有利于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

记者：你写了各式各样的批评文章，涉及文学、绘画、戏剧、音乐等多个领域，给人以眼花缭乱之感。当然透过重重如迷宫回廊式的镜像，还是能触摸到核心的，那就是你一直在呼唤真诚：批评的真诚，以及所要求于被批评对象的为人为文的真诚。是不是在你看来，当下文学艺术特别欠缺真诚的要素？

毛时安：文章奥妙千千万，但真诚是第一条。《古文观止》说好文章，字字句句皆自肺腑流出。巴老提倡“讲真话”。就是说的真诚。钱谷融先生的一本大著，书名就是《艺术·人·真诚》。古人说，修辞立其诚。好文字要解决的就是，既要有形式美的“修辞”，又要有情感的“诚”。但“诚”是根本，修辞，说到底，不是为了花哨，只是为了“诚”的感人。作为一个评论家，我自己要求自己，以无比的虔诚对待写作，以无比的坦诚对待内心，以无比的热诚对待生活，以无比的真诚对待世界。我肯定会说错话，但我绝不会说假话谎话。文字是有生命的，可以触摸到写作者的体温和写作时的心情。评论也一样。我们这代前前后后的评论家，大都先天不足。少时没有旧学修养，后来没有西学修养。自己摸索着舞文弄墨。时代造就了我们。如果我们再不真诚一点，就真像崔健唱的“一无所有”了。今天，文学艺术为文造情，为赋新诗强说愁，比比皆是。有的政治抒情诗，没有一点真情实感，写得比大白话还水。我常年看戏看画看电影，虚假的东西太多了。声嘶力竭地嚎叫连自己都不信的东西。不走心，不动情，怎么去感动观众读者？我提倡、赞成的一定是我自己相信的。现在有的艺术家一看就是机会主义者。市侩气十足，投其所好，或者是政府的好，或者是市场的好，还有投评委所好，投项目所好的。而骨子里是投资本的好，金钱的好。艺术上粗制滥造。过去或许是政治绑架文艺。而今天，是一个文化被资本绑架的时代。绑架总不好，不管是被什么绑架。但随着自己对社会认识的深化，我知道，那只是我们的文化理想。

记者：在我的感觉里，文艺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呈现方式，但主要也就体现为写实与表现两个传统。总体来看，在当下写作中，形形色色的虚构受到激烈批评，纪实则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绘画领域的情况似乎恰恰相反，比较少见到精于写实的绘画，居多是耽于抽象表现的艺术。这些作品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很多恐怕只是混迹其中贩卖流行观念而已。你怎么理解这两种极端？

毛时安：我听到过这样的批评，但我实在无法判断你对当下文学和绘画所下的结论。你说的绘画美术，我还知道一些。西方现代美术很借重观念是不争的事实。我上世纪80年代初，曾是现代艺术的一个热情的鼓吹者。在那个年代，作为思想解放的一个内容，借助现代艺术冲击一下保守、墨守成规的中国美术现状，是时代的需要。三十年后回头看，现代西方美术并不像我最初想象的那么美，其间确如你所言，鱼龙混杂。有不少皇帝的新装。还有不少美国意识形态的东西和文化霸权需要的策划混在其中。大量影像、行为、装置，它们的保存、收藏也是个问题。现在西方美术界已经开始注意到在一片现代派艺术背景下的中国写实绘画。事实上，写实，总体还是中国美术的主流，也是它的优势。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四大金刚”，作为中国当代美术在西方最有代表性的符号，实际上是希克一些西方收藏家疯狂炒作后出口转内销的结果。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们呼风唤雨的炒作手段和能量。当然我也注意到，这些作品另类化的价值所在。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美院的不少学生不肯在绘画基本功上下功夫，附和追随所谓世界主流，热衷搞行为、装置、影像，热衷现代艺术光怪陆离来博眼球，一夜成名。我们的教育对此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记者：从你的文章里看得出你真诚，也看得出你有妥协。比如，你的批评一般是针对某些不好的文化现象而发，却较少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在选择批评对象时，你是否有特别的考量？在兼顾批评和事务时，又有过怎样的心灵挣扎？

毛时安：为官、为文，有统一，有矛盾。统一的是在行政岗位上使我看到了以前我作为单纯评论家看不到的许多东西，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内心。矛盾，在于行政是社会化的，评论则个人性更强。冲突在所难免。我只有尽量把两个角色分开，各行其道。日常工作里，政府总会处于社会的中心，但写评论，我会自觉边缘化。在边缘和相对独立的地位上去思考去评论。白天的事务是琐碎复杂的，晚上的写作是集中单纯的。自己得调整转换，没人可以帮你的。评论和文艺不同。在文艺里， 可以躲在形象世界里。在评论中，一切付之于逻辑和结论，你的思想几乎是裸露在光天化日下，无处逃遁。其间的风险和批评是难免的。有些评论写了没发表，最后收进文集了事。有的也曾受到有关方面点名批评。好在社会和大家包容我，宽容我。中国社会实际上在慢慢进步着。自己咬咬牙，也就熬过去了。我不会为难自己，久久沉溺在让自己不快的事情里无法自拔。被议论被误解被批评，是生活的一部分，一个评论家必须承受压力，不要太在意。心态建设，心态平和，是一辈子的事。没有欲望固然没有前进的动力，但欲望太甚恐怕更危险。栽下去的人都是那样的。人海茫茫，心的挣扎只是为了尽力坚持自我不被淹没，而不是拖人下水。所以，我坚决反对政治上落井下石的“文艺批评”。把艺术问题限制在艺术领域，通过正常文艺批评讨论文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