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磨一剑的《老农民》于12月22日登陆北京、山东、河南、黑龙江四大卫视。谈起《老农民》的创作过程，从《闯关东》、《钢铁年代》、《温州一家人》一路走来的金牌编剧高满堂用“行万里路”来形容。“这5年我不是行走在繁华的大街上、不是坐在咖啡桌旁、不是吹着空调、不是道听途说，是我用自己的双脚走路，用自己的肩膀担当，用自己的心和农民进行了一次对话。”

太相信空调和咖啡，太相信感觉，对农民的判断就会无知和浅薄。

中国青年报：你的荧屏“工农商三部曲”，先是推出关于工人的《钢铁年代》，后是推出关于商人的《温州一家人》。为什么把《老农民》放在最后？

高满堂：因为我对农民不是太熟悉，对于农民题材一直敬畏、远离。我的习惯是，不深入下去、不扎下去，很难做一部戏。为了写《老农民》，我用了5年的时间做了6个省的采访——山东、河南、辽宁、河北、浙江、黑龙江。采访的对象是当年的工作组组长、人民公社社长、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市长，一直到主管农业的副省长，一共采访了200多人。通过沉下去深入生活，我发现，我以前对农民的判断，无知、浅薄。而这无知、浅薄恰恰导致当下的电视剧作品形成了一种习惯性、流程性，似乎坐在家可以想象任何东西。我们太相信聪明和智慧，太相信空调和咖啡，太相信自己的感觉。但是《老农民》这类电视剧绝对不能靠这些，必须走下去！

中国青年报：你说《老农民》要为中国的农民做一部正传，这牵涉到个人史观问题。你在创作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高满堂：《老农民》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如何面对这60年。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涉及“土改”、“工作组”、“人民公社”、“文革”等等。《老农民》剧组在讨论结构的时候，有人劝我，剧情干脆从“人民公社”一成立，直接跳到粉碎“四人帮”，紧接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我说这不行，净拣好听的说不行，那样就失去了真实，那就不是现实主义，那是伪现实主义。这60年的每个历史节点我们不能回避。然而其中的历史问题怎么写？我就一句话，积极地寻找历史的光亮、人民的光亮，一定要朝前走。消极对于历史没有作用，我相信这一点。

中国青年报：你的电视剧很多都是大制作，但又不是那种用特效烧钱的大制作。《老农民》从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写到2008年土地确权、农民领到土地证，跨越60年，可同样是用小人物来折射大时代。为何对此情有独钟？

高满堂：再浩大的特技手段也要为题材为内容服务。现在的电视剧制作比较混乱，大家都愿意用技术手段去博眼球，可“泛而空”、“空而大”是戏剧的死穴。无论是大历史、大题材、年代戏还是历史戏，都不要追求场面上的、气势上的那种虚张声势，而要聚焦人物的心灵轨迹。

我一贯追寻的就是小人物大历史。题材再怎么大，肯定要落笔在一个小人物身上。我不愿写千军万马，我愿意写一滴水折射阳光。我永远愿意去折射而不去直射。

不少影视故事跟风、翻拍、模仿致死，同质化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这是原创力枯萎的结果。故事从哪里来？当然从生活中来。

中国青年报：你自信《老农民》中的人物是能进入中国电视剧历史画廊的，而现在大多数电视剧都是在做迎合收视率的“生活搬运工”，堆积桥段，缺少创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高满堂：我国每年电视剧产量1.5万～1.6万，可观众能记住其中几个人物？电视剧的市场化把一些编剧变成了赚快钱的机器，他们的故事里随处可见利益的蛮横：开门见血，关门诡计，人血和狗血横飞。情节上车了，人物还在站台上。他们忘了，故事是为人物服务的，人物的成败就是故事的成败。人物都是从生活中来的，不是编剧凭空想象出来的。坐在宾馆里“编”人物，这挺可怕的，那个人物肯定是类型化的、已经存在的，而不是新鲜的“那一个”。现在荧屏上的很多人物形象都是可以“流通”的——脸谱化，放哪儿都可用。我的人物不行。我要的是“手工制作”。《老农民》里的牛大胆这个人物，我们光谈就谈了3年，没有任何模式可以借鉴。

中国青年报：你一直执于原创。为什么一定坚持这条辛苦的创作之路？

高满堂：我1983年开始涉足电视剧创作，那时候中国电视剧完全依赖于文学。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转折，开始提倡原创性，因为文学营养完全不够支持电视剧用。到2000年以后，这种原创性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一部长篇小说可能在出版阶段就被买走了，这说明原创性越来越重要。当下，我们不少的影视故事让人生厌，其原因就是跟风、翻拍、模仿致死，一哄而上，同质化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这是原创力枯萎的结果。故事从哪里来？当然从生活中来，可是我们有些编剧不愿做这个苦功课，远离生活，瞎编乱造，即使有点生活依据也是听来的。试想，听来的故事到了你这里，过了多少人？流失多少活性？你再用它，它已经不是故事了，鲜花变成了塑料花。我做编剧30年，写了50部剧，除了改编一部《抉择》，其它的都是原创。我一直都在行走中，到生活里发现故事，生活里故事取之不竭，永远新鲜。

中国青年报：你的作品涉及民族、历史、工业、商业、农业等各类题材，时段横跨整个中国现当代100年的历史，30年累计创作电视剧900余(部)集，获得各类大奖数十个。你认为一个优秀的编剧可以全能吗，有什么你不会去写的？

高满堂：任何一个剧 都不是全能的，一定会有自己比较擅长的，我的长短板都有。我擅长的是年代剧。有人说高满堂只会写年代剧，那我就拿出《温州一家人》，这是当代题材。其实，最关键的是剧中故事和人物能不能走进你心里！比如古装历史题材有人找我谈过，我没写。但这辈子就不写古装了吗？也未必，也许哪天有个历史人物突然走进我心里，让我感动了，我会主动去写。有年轻编剧说，年代剧我写不了，因为我没生活。其实写年代剧对我来说也没生活，我也没闯过关东，“没生活”这不是理由。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关键是编剧愿不愿意下苦功夫去“进入”历史、“深入”生活。

电视剧要么有意义没意思，要么有意思没意义，这都不是与青年观众的有效沟通。

中国青年报：我国今年的电视剧生产“轻型化”越来越明显，从题材、形态、受众等各方面领衔进入“轻时代”，像《老农民》这样贯穿着对历史的敬重、对文化的敬畏、对人生的感慨、对传统的继承的厚重作品会不会生不逢时？

高满堂：现在大部分的电视剧是娱乐化的，这种娱乐功能是需要的，但完全处于娱乐至上，问题就来了。戏说、穿越让年轻观众对历史的认识变得模糊，甚至就此影响他们的历史观。做正剧很难，投资风险也大，但必须要有人去担负这份责任。我们有8亿农民，我们电视剧一年1.5万集，但是农民题材的少得可怜。近年来仅有的几部表现农民题材的也只是片段化的，不是歪曲农民、娱乐农民，就是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上用简单地歌颂和粉饰。从建国以来到现在，荧屏上非常缺少长篇叙事作品来反映农民的60年。我一直有一个梦想，真实地反映农民60年，他们怎么过来的，这是共和国历史的一部分。

中国青年报：创作这个题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怎样才能让更多年轻人接受？

高满堂：当时我写《闯关东》、《北风那个吹》，同样面临年轻人愿意不愿意看的问题。后来想通了一个问题，不是年轻人不愿意接受这些题材，而是我们讲故事讲得不好、有毛病。以教育和灌输的方式，必然会失败。电视剧要么有意义没意思，要么就是有意思没意义，这都不能与青年观众有效沟通。一个好的电视剧，应该是既有意思又有意义。

讲述历史，不是面对学生翻开课本，而是领着他到花园深处。你的故事讲完了，意思表达清楚了，他也听懂了。讲述者不要过于自我，而要娓娓道来。传承不是焊接，两个钢板焊到一块，传承也是潜移默化的。这里面多种元素，其中也有市场元素，市场配方也非常重要。观众愿意看才能传承，不愿意看，一切都是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