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变形记》是最好的“打工小说”

羊城晚报：近些年，您从打工诗人转型为打工文学评论者，您对“打工文学”这个概念是如何界定的？

柳冬妩：“打工文学”这个命名大概出现于1990年代初期，当时出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打工文学作品，这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当时出现了大批进城务工者。文学是形象的人类学，在这个背景下，出现打工文学作品是正常不过的。这个概念从诞生到现在，对它的评价始终褒贬不一。广义上讲，“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 ”，也包括其他 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狭义上讲，“打工文学”主要是指“打工 ”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任何一种题材，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从来是不分好坏的。文学的价值并非题材的价值，应当体现于艺术形式综合处理题材之后的结果。作为写作者，不能从题材的角度来夸大自己写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为批评者，更不能粗暴地认定“打工文学”是对美学的贬抑。

羊城晚报：十多二十年过去，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写出优秀作品的“打工 ”也已经陆续告别打工身份，您认为这对文学创作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柳冬妩：是好事还是坏事，可能因人而异。当年写知青文学的 ，很多人也是从乡下回城之后才写的。一些打工文学的作者虽然进入了所谓的编制内，但打工经历的滋养还在。 有写作的阶段性也很正常的，以前写打工题材，现在不写，也很正常。我自己现在也写得少了，主要做打工文学研究。即使是王十月、郑小琼的创作，打工题材大概只占四成，他们有更多作品是写其他题材的。

羊城晚报：其实也意味着“打工 ”这个标签更多的是某种出身论。

柳冬妩：对， 写作时并不会考虑自己写的是不是打工文学。贴标签是评论家干的活，为了研究和谈论某种现象更方便，总要给个定义，以作出区分和界定。

我最近在研究外国文学，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它们早就出现过和当代中国的“打工文学”非常类似的文学现象。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在我的研究视野中，我认为它是最好的打工文学作品，不仅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代表作，也是精彩的打工小说。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卡夫卡在那个年代都经历过。小推销员难道不是今天的打工者吗？

再比如《嘉莉妹妹》写打工妹从农村到芝加哥，进了一家鞋厂打工，里边的场景描写，只要换成珠三角的鞋厂，基本是一样的，非常吻合。嘉莉妹妹最后做了情人，也和我们现在写的二奶故事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处理的这些题材，实际上在100多年前就有欧美 处理过了。

很多评论家无视草根写作

羊城晚报：这可能跟如何定义“打工者”有关，您觉得现在大家对“打工”这个帽子还有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

柳冬妩：“打工”这个词我觉得是有点被污名化，中国人可能存在某种集体无意识，提到打工者，立刻会觉得这些人没读过什么书，文化根基浅，这样的成见会让大家觉得打工者写不出好东西。有 会排斥这种称谓，很正常，甚至包括我自己也会，有时候听到别人介绍我是“打工诗人柳冬妩”，心里也觉得怪怪的。但其实文学作品的好坏，和这些称谓都没有关系。如何处理好打工题材，将其变成文学艺术，这才是关键。“打工 ”不是因为别人的同情、怜悯、特别关照或降低门槛而进入文学领地的，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具有了文学的品质。

羊城晚报：您好像提过，批评家对打工文学的关注不够？没有挖掘好作品的眼光？

柳冬妩：整体来说，没有根本性变化。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最近郭金牛比较热，但其实我对他的关注有二十多年了，他最早用的笔名叫子虚，十多年前我就评论过他的诗，但人微言轻，并没有引起关注。我认为批评家应该从作品中挖掘出好东西，当一名预言家。有些评论家简单地说“打工文学艺术品格不高”，这句话放之四海皆准，顾彬就说过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

羊城晚报：从宽泛意义上来说，打工者写的打工文学作品，和专业 写的打工文学作品，有没有区别？

柳冬妩：任何作者在文学面前都是平等的，但打工者和一些著名 在处理打工题材上，肯定有区别。这是经验上的，甚至是身体经验的。来自底层的打工文学 ，某种程度可以称作是“身体写作”，他们写身体上最直接最尖锐的体验，而这是打工文学宝贵的地方。

“打工 ”的“亲历经验”，“著名 ”的“创作经验”，都不是阐释作品好坏的前提，与文本价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生活与作品本身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尽管作品和 生平有密切关系，但决不意味着文学作品仅仅是 生活的摹本。

羊城晚报：如今在打工人群中，写作者多吗？

柳冬妩：我们最近在编这两年的《东莞打工文学作品选》，2012年也编过一套，当时小说卷是600页，全是东莞打工作者发表在省级以上期刊的作品。现在编选这两年的，小说卷已经有800多页，单单东莞这个地级市就有这么多作品，这在199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诗歌、小说、散文、非虚构，呈现齐头并进的态势。当然，对于打工作者来说，机缘非常重要，依然有很多评论家对草根写作是无视的，如果不是暴得大名，一般不会进入这些批评家的视野。对于个别暴得大名者，批评界的跟风和从众行为特别严重，大多数批评家的懒惰和无为也随之自动现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