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他宣布与尼采告别。因为他不甘心把全部精力耗尽在一个思想家身上，哪怕他是尼采。他想在更宽广的领域，挖掘人生的可能性，寻找更多的思想宝藏。

笔耕不辍 珍惜自己的经历与感受

阅读与写作，是周国平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饥饿是一种诚实，你当然可以假装不饿，不过饥饿的真实感受如影随形，对食物的强烈渴望挥之不去。肚子饿了就想吃东西，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自然反应。对于周国平来说，阅读与写作就像吃饭一样，缺了它们根本活不下去。

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是做一只不知疲倦的狐狸，还是做一头闹中取静的刺猬？周国平选择了后者，用精神的高贵与思想的锋芒保护好生命的单纯。通过阅读与写作，经历与感受得以丰富与保存。即使是在外出差，他也不忘随手拿上一本好书，对于他来说，阅读是最好的消遣，与经典对话是最美的享受。

“我之需要写作，是因为惟有保持着写作状态，我才真正在生活。”周国平一直坚定地认为，为自己写作，也就是为每一个与自己面临或思考着同样问题的人写作。写作的首要目的不是影响他人，而是为了安顿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或困惑。至于客观的社会效果，那是所有写作的附加值。可以说，他的写作就是他的精神生活，凡是他不屑于放进自己精神仓库里去的东西，就坚决不写，不管它们能给自己换来怎样的外在利益。

写作的形式不拘一格，只要能够完整而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人生感受就行。周国平认为，做哲学研究写论文、写专著是写作，通过散文的方式表达哲理性的感悟与思考也是写作，它们都有各自独特的价值。

自1994年评上研究员职称之后，加之遇上家庭变故，他暂时无心写系统的学术专著，开始大量写形式自由、篇幅简短、感情真挚的散文，即所谓的哲理散文。有人说他写哲理散文是不务正业，不能作为成果拿去评职称，只是读者的“心灵鸡汤”。他真是哭笑不得：“岂有此理，你们说的正业就是学术，但是学术方面我哪里比你们少做了，我只不过在学术之外比你们多做了一些，你们就说我不务正业了。”在他的意识中，对一个真正关注精神生活的人来说，是没有正业与副业之分的，凡是出自内心需要、对人生有意义的事情都是正业。

其实，他并不忽视学术研究的价值，只是希望能以更自由的方式把它纳入到自己的精神生活中，而哲理散文就是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他提醒那些偏执的人，只要回想一下柏拉图、卢梭或尼采的著作，就可以发现用文学的方式来探讨哲学问题是一种多么古老而智慧的做法。哲学的内涵与魅力不会因为文学的表达而减少，反而会让哲学能更接地气，也更有人气。

对于自己的散文作品被热捧，他多少有些意外。而对于自己的作品被选入中学教材或当作阅读理解材料，他更多的是感到担忧，认为是对他的作品的一种误用，让学生去分析他的文章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词语含义、句子意义，简直是荒唐。

他很赞同卢梭的一个观点：“误用光阴比虚掷光阴损失更大，教育错了的儿童比未受教育的儿童离智慧更远。”他认为，真正的教育是一种智力活动的习惯，一种充满学问和想象力的生活方式，一种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总体能力。如果他是语文教师，会注意培养学生对书籍的兴趣，鼓励他们多读好书，要有自己的真实感受和独立见解，并且珍惜自己的经历与感受，通过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把转瞬即逝的东西保存下来，让自己的心灵丰富起来。

C

活出真性情 更愿意做自己

周国平说，若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人生观，那就是“活出真性情”，而对个性与内在精神的看重，以及对琐事与外在功利的看轻，是真性情的一体两面。一个人只有保持对自己的根本的诚实，出于真性情与真兴趣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能获得内在的丰富，把命照看好，把心安顿好。

一旦出现困惑，他首先想到的是回到内心，与身外遭遇保持一定的距离，倾听内心的声音与指引。他曾打算翻译尼采全集，但后来发现即使把自己的一辈子搭进去也可能做不完。“毕竟我还不愿仅仅做一个尼采的译者，我还是要做周国平。”因此，他及时地收缩自己的计划，以节制换心安。

他从不脱离自己的人生与心灵生活而去研究一个问题，也决不会因为社会上什么问题热门就去围观附和。一些知识分子摆正不了自己的位置，总是喜欢充当别人的导师，试图去解决别人的问题，其实到头来终究是纸上谈兵，不得要领。在他看来，写作不是为了高高在上地指导他人，而是剖析自己的问题，表达自己的感受，以此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与他们交心。

“我是周国平，不是周杰伦！”面对讲座现场的火爆场面，周国平如是说。虽然做讲座的次数多得连他自己都已经记不清了，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其实并不是做讲座的那块料。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不太善于与人交际，在人多的场合就心慌，不知道要说什么。他总是说，演讲必须具备的记忆力、自信心与表演欲在他身上都欠缺，每次演讲开始时都会紧张得面红耳赤，而且是一直红到脖根耳后，而讲演结束时，则经常是满怀着对自己的沮丧与对听众的歉疚走下台来。到现场听过他讲座的人，大多都会被他的真诚率性所打动。

他对自己有一个雷打不动的要求，凡可说的一定要说真话，对不可说的则保持沉默。因此，他会对以理欺人的人进行怒斥：“你不是人，你是一团概念。”他会把混迹学界的投机分子讥讽为“行政机器的驯服工具”。

你很难想象，作为社科院的研究员，他几乎从来都不申请课题，倒不是因为申请不了，而是因为很多课题的功利价值远远大于其学术价值，不符合他的精神需求，只有敬而远之，才能保持自身的本色。

他坚定地认为，精神创造本身就证明了人的伟大，重要的不是精神产品能否转化为物质产品，是否有用，否则就是用人的低级属性去判断人的高级属性，是根本的价值颠倒。

一旦把学术只是当成谋生的工具或者获取名利地位的手段，失掉了自己的真性情与真兴趣，那么学术生态就被败坏了，学术大师的出现就会成为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在他看来，真正的学者不会因利益而放弃良知，要保持反思与批判的立场，勇敢地做自己，坚守自己内在的精神独立，实现内心的和谐与安宁。

D

精神守望 总有一些人在那里

周国平认为，人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精神的贫乏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精神的浪漫理应是人们内心的一种普遍需求。精神浪漫，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任何人只要愿意，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到。

在他的印象中，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有着一种精神浪漫的氛围。那时，改革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从前被拒之门外的现代西方思潮汹涌而至，尼采、弗洛伊德、萨特、海德格尔令人心潮澎湃，散发着让人着迷的精神魅力，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的思想焦点。

周国平清醒地指出；“八十年代思想盛行，人们把阅读与讨论新锐思想作为当时的一种时髦，其实质不是学术热，而是思潮热，要说在学术上有多扎实和深刻，那倒未必。”据他回忆，当时陈宣良翻译的《存在与虚无》发行了10万册，被抢购一空，但是可能没有几个人认真读过并读懂了。但是有人关注精神与思想毕竟是一件幸事，就像遍地撒种也可能结出果实一样，思潮流行也会开出精神浪漫之花。

对于时代的变化，他不无感慨，感觉时代竟然比他个人老得更快。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当时以思潮为时尚的精神浪漫已经成为一个古老的传说，取而代之的是以财富为时尚的物质浪漫。

在他看来，尼采所揭示的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问题，包括传统价值的崩溃，信仰的空白，自我的迷失，文化的平庸，在当今世界并不是解决了，有些更加尖锐了。一个物质泛滥、精神苍白、思想无力的时代，让精神浪漫那么稀缺。许多现代人那么浮躁，表面上过得十分热闹，实际上却是内心空虚、精神贫乏。

他认为，现代社会让人与人的交往变得无比迅捷，却容易让人丧失独处的能力，失去与自己对话的机会。其实，交往是一种能力，但独处是一种更重要的能力，不擅长交往的人可能在性格上有缺陷，但不能独处的人就在灵魂上有缺陷。因为不能独处的人太空虚了，他们不喜欢自己，他们知道自己有多么苍白，因而要逃离自己去人群中混迹。

他提醒人们，人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无论何时都应该给精神生活保留一个合理的位置。很多伟大的思想家之所以坚持唯心主义，正是想借此表明精神的重要性，唤醒人们对精神浪漫的渴望。唯心主义当然具有主观性，但它原本就是一个主观的价值命题，而非客观的科学命题，它的初衷是让人在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变得高尚起来，而不至于庸俗不堪。

“不管时代怎么变化，人都是有灵魂的，并且都是有精神需求的。我总是相信，每一代人里面总有一定比例的人有着强烈的精神渴望，是不会被物质的泛滥与生存的重负完全压住的。”

周国平愿意乐观地面对未来，他希望做一个“精神浪漫”的守望者，与时代潮流保持适当的距离，守护人生的永恒价值，关心人类精神生活的走向，通过写作与讲演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自己的精神需求。

谁都可以成为一个拥有精神浪漫的人，可能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但他们一定就在不远的那个喧闹或安静的地方，就是人群中的那张熟悉或陌生的面孔，正向我们微笑致意，只是我们没有留意而已，但守望者已经跟他们相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