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红高粱》开播第二天，“ 心疼周迅”就登上了热门话题，因她饰演的九儿一出场就遇“亲爹不争气、亲娘被逼死、青梅竹马不能嫁、被土匪掠走、跟公鸡拜堂……”这个莫言笔下的“抗日英雄、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在这部剧中经历了初恋、虐恋，同时与土匪、父亲、干爹、情人、婆家大嫂展开了不同的斗争。

11月8日，该剧编剧赵冬苓接受重庆青年报记者专访，称原小说只是电视剧的一部分，她想表现的是整个上世纪30年代的社会百态，所谓“宅斗”也是那个混乱社会的一部分。

高密不是地理上的高密

重庆青年报：文学、电影作品以余占鳌的视角展开，您以戴九莲（九儿）为主线，为什么?与您的女性身份有关？

赵冬苓：我觉得和我女性身份没关系，这个戏男性气质蛮足的。这可能是与剧本创作规律有关，我们这么长的一个剧（60集），它要求有很复杂的人物关系，如果从余占鳌的角度去写，显然不合情理，因为他后来当土匪了，土匪不可能和这么多人物产生关系。你看他当土匪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他唯一的亲人四奎娘背到一个没人的地方，这才能没牵挂地做自己的事。

重庆青年报：有评论认为您抬高了九儿，“牺牲了男性角色”，尤其是余占鳌，写得他傻、痞、二，您同意吗？

赵冬苓：我不这样认为，我们这个剧强调九儿的绝顶聪明，在余占鳌身上我们强调他的匪气、个性。

重庆青年报：但剧中余占鳌一方面反感他母亲和郎中“私通”，一方面自己却对一个已婚女人说“我要睡你”，在她家门口大喊“你男人来看你了”，这不矛盾吗？

赵冬苓：其实余占鳌是非常专一的，他始终只爱九儿。郎中对他母亲不是一心一意，他才那么恨。封建名节对他没有什么禁锢。原作里他们更是想爱就爱的，我们这还是收敛了很多。

重庆青年报：电视剧版的九儿被很多观众认为少了北方女人的倔、辣的劲儿，多的是灵气，您认同吗？

赵冬苓：我觉得观众把所谓的北方南方分得太清楚了。莫言写的高密并不就是写的地理上的高密。这个地方就是上世纪30年代的旧中国乡村，我们写的时候也没想着这就是山东的故事，山东的人。

而且退一步讲，山东人也不只是朴实、淳朴，山东女孩也有灵的，不能说她灵就不属于山东、或者说山东女孩就必须人高马大。莫言就说她奶奶还不到一米六呢，周迅比她奶奶还高呢。我看网上投票，周迅版和巩俐版“九儿”，周迅版胜出，我这两天看朱亚文（剧中饰演 余 占 鳌）的 微博，大 家 也 都 非常赞赏。

让我把每一个人物讲完

重庆青年报：现在《红高粱》播到30多集了，还没有进入抗日时期，全剧一共有60集，这样的节奏是不是略显拖沓？

赵冬苓：原小说只是这个剧的一部分，我和郑晓龙导演有个宏大的心愿，我们想把上世纪30年代的社会百态，那个混乱的、黑暗的社会，人性在野蛮地生长的过程表现出来，抗日对我们来说就是另外一个人性发展的阶段。外敌入侵，把我们角色中人性的另外一面激发出来了。所以抗日大概是最后的三分之一。

因为这个愿望，我们几乎写了社会的每个阶层，我们肯定要把这些人物完成了呀。哪怕是花脖子这种人物，我们也不轻易放过。一个非常残忍的土匪，有不为人知的过去。再比如九儿进入单家以后，网友说是“宅斗”，她和大少奶奶各求自保有了斗争，我必须把他们之间的斗争，人性的变化、力量，要写清楚。人性是不断地发展的，残酷的现实在教育他们，特别是再往后，日寇的入侵也在教育他们，每个人都要散发出人性的光彩。我们要把这些人物都完成，就得有个篇幅。

重庆青年报：所以现在（11月7日，34集），剧情才一半。

赵冬苓：对，不要着急，（新的阶段）大概就开始了，张俊杰、朱豪三他们都在寻找所谓救国救民的方法，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失败了，朱 豪 三 失 败 了，张 俊 杰 也 走了，九儿也认输了，大少奶奶也知道自己原来活得很失败了，余占鳌马上也要被打成丧家犬了。

特别是朱豪三，他寄托着我们很多的想法和情怀，他代表好几代志士仁人所追求的救国道路，但这条路被证明是走不通了。所以我们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思考都隐藏在剧里，这就是家国情怀。它不是口号，而是我们把 一 个 个 人物，他们是怎么活的、怎么一 步 步 失 败的、又怎么一

步步团结起来的写出来。

“野”得够不够见仁见智

重庆青年报：您曾在采访中谈到剧和小说保持了精神内核上的一致，仍然表现了“人性的张扬、强悍的生命力和狂野的精神”。您主要从哪几个人物上表现这个人性张扬与解放呢？

赵冬苓：人性解放只是一方面，我们和原作不一样。比如原小说里对时代背景的交代是比较模糊的，到我们这儿是比较清楚的，我们把社会环

境等都丰富了，我们认为这是比较有家国情怀的一个剧。

第一，我们把这个故事落地了，让它充满了“烟火气”，第二，是我们提出了家国情怀，上世纪30年代一开始什么样，后来又团结起来抵御外敌。

我觉得每个人物都有余占鳌和九儿的人性解放主题。莫言先生写这个小说，两人是彻底反叛的、反对旧传统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起码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但我们是电视剧，是实打实地在讲更丰富的故事。

重庆青年报：在文学和电影里，先是爱情、后是民族仇恨让人物的人性解放，原动力是一条线，而电视剧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社会环境让人性解放的动力变成了网。这种变化是否会削弱人性解放这个主题？

赵冬苓：我不觉得。电影和原小说只截取了他们生命中的一段，我们电视剧把他们整个成长变化的过程给它踏踏实实的写出来了。比如余占鳌，他前期是个纯良的轿夫，可能不是原小说那么火爆、那么叛逆，但他一旦走向了叛逆之后，是非常叛逆的。

我个人觉得不削弱，但观众可以见仁见智。有的观众觉得他们“野”得还不够、原作里的狂野精神哪儿去了？也有的觉得他们已经过了。我特别有娱乐心态，有些评论对我有启发，有些我不放在心里。原来电影刚出来也是骂声一片，说它宣扬中国的落后、丑陋，莫言的小说刚出来也被骂过“卖国”，我觉得一个作品说好说坏都正常。Anti-Japanese War

抗日令人性觉醒仍值得写

重庆青年报：前两年，“抗日雷剧”网上口碑一直不好。您写过好几部抗日时期的作品，您觉得抗战时期还值得写、还能写出新意来吗？

赵冬苓：这部剧我们就想写出点新意，包括我们尽可能地不去妖魔化日本人，但今天郑晓龙导演还在跟我聊，审查时有一些东西有改动。

我给重庆写的《母亲，母亲》、《雾都》都没有像抗日雷剧那样，在我眼里，抗战是非常残酷的，五个中国军人不一定能打得过一个日本鬼子，抗战就是以血肉之躯去与人家的坦克大炮拼，非常惨烈。起码在我这，没有抗日雷剧一说的。包括《红高粱》后面写抗战时期，我们写得也是非常严肃的。

重庆青年报：抗日这段时期有什么特殊性、特殊的故事发生生态，吸引您还在这里探索新的东西？

赵冬苓：抗日时期是一个民族灾难时期，原本军阀混战、土匪横行，但有了外敌以后，这些人都团结一致去抵御外侮。

我觉得在抗战以前，中国的民众没什么家国的概念，过去信息也不灵通，对于他们来说，只有这个皇帝、那个皇帝，没有国家的概念。只有日本人来了，侵略这个国家，你不反抗就要亡国了。

我写《中国地》对这个感触特别深，实际上是外族的入侵使中国的农民有了家国的概念，《中国地》里面的赵老嘎一开始就是你不针对我我也不针对你，后来慢慢意识到国家的概念。

所以抗日的东西不是不能写，是非常值得写，但要看你怎么写，你不能用娱乐化的方式去写。

重庆青年报：《红高粱》里边的人物的觉醒是因为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与压迫，以及外敌入侵。

赵冬苓：是，到抗战那段你就会看到，余占鳌和朱豪三这两个死敌为什么能最后走到一起，就是因为到了没办法的地步。

重庆青年报：那么放在当代，当代人身份是否面临压力，需要觉醒？

赵冬苓：这没法回答，我只能说，现在年轻人，受找工作、买房等各种现实问题影响，个性被压抑，希望年轻人能有《红高粱》里面的人的活法。

文/重庆青年报记者席郁兰图片由山东卫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