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肯 1959年生于北京，小说家，早年受诗人北岛影响写诗，1982年在《萌芽》发表诗歌处女作，有15年写诗经历，为其后来的小说写作带来重要影响，小说多有隐喻、象征，注重语言，使他与多数中国小说家区别开来。出版有《蒙面之城》、《天·藏》、《沉默之门》、《环形山》等小说，获得老舍文学奖、首届施耐庵文学奖，入围茅盾文学奖。2014年10月出版最新长篇小说《三个三重奏》。

宁肯的新作《三个三重奏》本月出版，探讨权力与腐败。这样的主题很容易走向通俗小说领域，但这部小说加入大段注释，创新文体，书中权力与人性交织，“像一个训练有素的交响乐团”，引人入胜。

洋洋三十八万字，稍显拖沓，阅读起来却十分流畅。写作时，宁肯同样有写不下去的时候，因为这是“一种针对生活而非娱乐的写作”，注定“会有太多的难题”。“很多时候走不下去，怎么办？这时回头看看你又走了很长的路，路不是在你前方，而是在你的背后，因此，常常是背后的路鼓舞着你向前走。”宁肯对新京报记者说。

【小说述评】

“思想者还是坐在轮椅上思想比较好”

在《三个三重奏》中，因为“强有力的朋友”杨修提供的机会，故事讲述者“我”走出堪称小型图书馆的书斋，过了一段为期九个月的看守所生活，与死刑犯促膝交谈，倾听他们，承诺讲出他们的故事。但是，对于“我”来说，看守所与图书馆是如此难以区分。“……我意识到即使在死牢里我也仍不时属于图书馆，我的许多下意识的、让我的对象(指谈话对象)木然的问题都和书以及图书馆有关。”

看守所和图书馆，使人想起陈独秀所说的监狱和研究室：“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监狱与研究室是民主的摇篮。”不过，宁肯写作时并没有想到这一句话，“如果有什么联想，完全是碰巧”。他接着说：“陈独秀是一个行动者，而我，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反对行动者，我更喜欢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在书斋里我同意陈独秀，现实中则反对。”

新作中，宁肯把“我”设置成一个有独特癖好的人，不是残疾，却酷爱坐轮椅，因为轮椅同时是一个可升降书梯，便于在书架间快速穿行。评论家王春林认为，这“具有了一种突出的象征意味”。“那就是，面对着如同杨修这样强悍的世俗权力，类似于‘我’这样纯粹的知识分子除了做一种细密的观察书写之外，隐隐然已经失却了行动的能力。所以，杨修才会断然指责说：‘可你整天坐在轮椅上阅读有什么希望？不是越读越废？’”王春林写道。

谈及书斋和现实，宁肯则对记者说：“我觉得对于一个思想者还是坐在轮椅上思想比较好，一切都没什么了不起，当然，轮椅更没什么了不起，就是这样。”

“权力也是每个人的内心问题”

宁肯新作写了三个故事：国企总裁逃亡的故事、秘书走向权力巅峰的故事、“我”的讲述成为第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尤为典型。

总裁杜远方长期处于权力核心，认同权力的逻辑，认为：“权力的逻辑就是齿轮的逻辑，是必然的，既是必然，别的就没什么可说的”。杜远方是冷血动物，这点他自己也认可，不仅冷血，或许包括独断专行、逆反、变态等，还有某种程度的王者的幻觉，这些可统称为“权力对人的异化”。

在两性关系上，这种异化同样强势而有力。对于女人，杜远方主张：“我必须征服她们，彻底地让她们臣服。”即使不在权力场，而是在逃亡的过程中，仍然发挥作用。杜远方住在敏芬那里，正是以这种逻辑在“征服”她。

不过，变化也随之发生。杜远方会单纯地想念敏芬，这种想念甚至会感动他自己；他还看到敏芬的眼睛里有一种鹿停下来的东西——他在观察、拍摄鸟的同时经常无意识地想到敏芬，以致敏芬和鸟难以区分，至少和某一种大一点儿的鸟难以区别。因此，当他见到敏芬会想到鸟、鸟的眼睛以及眼睛中的一只鹿停下：那是一种警觉，亦是一种优美，优美的警觉。宁肯说：“如果诗是最高的准确，我愿承认这是一种诗意。”

这种单纯的想念，这种诗意的被发现，乃人性回归的反映。这正是《三个三重奏》所着力描绘的，宁肯并非简单谴责权力与人性，而是从人性的角度来思考权力，让二者相互映照。在他看来，对权力而言，所有人都是它的猎物。

“权力不仅体现在权力场，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上。体现在风景、超市、自由市场、爱、美、情欲、厨房、火车、地铁、阅读、书信、电子邮件、微信、微博，旅馆，体现在一切方面。从权力的角度思考人，人很简单，但从人的角度思考权力，人很复杂，权力也不再简单。权力不仅仅是一个他者的问题，也是每个人的内心问题。”宁肯解释道。

【对话宁肯】

失联副市长是小说的倒影

新京报：书中逃亡的总裁杜远方很容易让人想起最近发生的新闻，洛阳市副市长藏身长沙出租房，最终落网。现实与文学某种意义上的重合，给读者的观感，似乎现实为小说提供了印证，小说更加平易可读。那么，这对于一个 来说，是否有不一样的感觉或作用？

宁肯：重合与印证，你说出了两个关键词，也是非常秘密的词。所谓“秘密”是说这两个词对很多人甚至很多 还处于“秘密”之中。重合与印证，表明了一种写作的很高级的可能性，是写作的秘境。

你说的副市长藏身出租屋，我一点也不惊讶，我觉得是必然的，因为我在小说中已讨论过：现实中发生的一切都已在书中发生过。这不是我的观点，是那个伟大的盲者博尔赫斯说的，事实上也是更早的我们的庄子说过的：是我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我？这些都是不同维度的重合与印证，那位副市长难道不是杜远方的倒影？或相反？我在书中写了杜远方住进了出租屋，现实中的副市长就住进去了，因此我一点也不惊讶，我觉得很正常。

新京报：无论是新闻，还是在《三个三重奏》中，都绕不开“权力”这个关键词，书里写到杜远方是冷血动物，说“通常所谓的冷血亦是长期握有权力的结果”——这或许可以称之为权力对人的异化。反倒是在逃亡中，杜远方慢慢“人性回归”，这很有意味。对于这一点，你有怎样的理解、思考与评价？

宁肯：在权力场中看权力，是社会学的事，政治学的事，甚至是历史学的事，但不是文学的事。文学的基点是人性，与是否正确无关，文学绝不应图解政治、历史或社会——相反这些都应为文学的表达服务。也就是说，文学应从人性的角度看权力，从权力角度看人性。

一般来说，人性在权力场中往往被最大程度删除，以至具有了几乎模式化的动物性，因此我写作的着力点不在于权力场，而在于权力动物们脱离权力场后的情景，如日常生活或逃亡生活。脱离了权力场，人性必然复归，然而虽然复归了，但权力惯性并未退场，而是如影随形地体现在生活的细处，方方面面。这正是我真正着力表现的，因为这时候人性与权力难解难分，因此也具有了普遍性，任何人都能从中体察出自身的权力性。也就是说，特定的人性必须与普通的人性打通，这是文学所追逐的，也是政治学社会学无法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