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的勤奋与多产有目共睹。每次看到她一篇篇出手不凡的短篇，总会讶异，她像一个真正的武林高手，平时不显山露水，出手才显出深厚的内力。

1997年，范小青完成了《百日阳光》，开始接触比较重大的题材，她半开玩笑说，自己是“中年变法”。作品中她写了苏南的乡镇企业，记录了乡镇历史变迁。于是有人说，范小青“变得大气了”，从小巷子里走出来了。但是也有人痛惜她的变化，认为范小青不适合写这类题材，把自己变没了。范小青曾一度处在变与不变的矛盾当中。

2000年前后，范小青有过一段时间的“回归”，写出《鹰扬巷》等中短篇，但是她似乎总听到内心深处隐隐传来的声音告诉她说，不行。

这内心的声音究竟来自哪里范小青自己也不知道，但她还是执着地寻求着新变，便有了《城市表情》、《女同志》等作品，改变了以往故事情节平淡的习惯。而过去的写作，范小青常常故意把命运隔断，跳开去写，制造阅读障碍，总觉得那样写小说才更有张力，更有言外之意。

万变不离其宗。范小青说，有时候，她觉得自己的小说变化已经很大了，但是别人读起来，还说是从前那个味儿。因为一个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和塑造，某些东西已经浸入骨髓。

但是，也有评论家敏锐地注意到了范小青的变化。程德培说，就范小青的创作而言，变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其中有着值得肯定的过去完成时和难以预测的未来时。他说，承认变化不是个问题，而阐释变化却成了问题。

如何阐释，成为范小青留给评论家们的难题。

“香火看了镜子里的自己，有些迷糊，多年不看镜子，他怎么知道镜子里的这个人是不是他自己呢？”范小青常常在小说里提问。她在创作谈中表白：“问我问自己，看起来问的是创作谈。其实却是问的‘我是谁’，明明知道‘我是谁’不会有答案，偏偏还是不肯放弃。”在《别一种困惑与可能》的创作谈中，范小青在最后说：“我把问题留在这里。”

她经常留下各种各样的问题。有评论家注意到，如同范小青作品的书名，人名总是连接着尴尬的身份，《女同志》中，身份是一种权力，《赤脚医生万泉和》中，身份是一种不伦不类的东西，《香火》则不同，身份和名字作为符号是同一的。香火的言谈总是充斥着怀疑和不解，一切都不确定。在新作《我的名字叫王村》中，范小青又带着读者走了一趟似是而非的迷宫。“我就是我弟弟”，“我不是我弟弟”，“我就是我”，“我不是我”……小说中，“我”始终是用疑惑的眼光在看世界、看自己、看自己的弟弟。

范小青说，“我”究竟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回归，是人对土地的依恋与回归。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土地发生了巨变，而农村土地的遗失更多的是非正常的变化，这种变化让人迷惑，让人无所适从。

“在人的一生中有许许多多解不开的迷惑和疑团，有许许多多的未知和不确定，如果用正常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不正常的世界，显得无趣和苍白。”所以，范小青试图用不正常的眼光来描述这个不正常的世界，于是产生了双重的变形效果，荒诞、离奇，读起来更有趣味。

“这个世界既是假定的，又是现实的。说假定，是因为它是小说，小说是假定的艺术，虚构的、想像的艺术，它是范小青心灵创造的产物；说现实，是因为范小青始终关注着现实人生的发展、关注着社会众生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境界、关注着万家忧乐。她的创作动机和艺术灵感，都不是无中生有，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源于变动不居的生活实际，源于她自己亲历、亲见，耳闻目睹的让她动心、动 情的人和事，源于她确实有过的感悟。”评论家何西来说，范小青的作品始终在追踪着生活前进的步伐，跃动着、传递着时代的脉息，记录着人们生存的，特别是心灵的历史，其中也包括她自己的心路历程。

她的笔下，皆是日常生活的普通事件，她不断地将目光投注于庸常百姓，忧戚于他们的喜怒哀乐，描绘他们的生命情态，从最早写于1988年的《瑞云》及至获鲁迅文学奖的《城乡简史》，她热情执著地描写变动中的中国时下底层百姓的生存面貌和人伦情感的微妙变化。 

范小青以她数量庞大的小说创作，为读者营造了一个丰富的多维度世界。

读书报：“对话”是您的创作比较常用的叙述方式，尤其是早期的作品，对话之密集构成整个创作的风格，为何您如此钟情这一方式？

范小青：正如您所说，我写小说比较钟情人物的对话，经常用对话展示人物性格，用对话表达思想，甚至还用对话推动情节，这和我一开始写小说就形成的习惯有关。我的小说创作较少使用比喻，咏物，状事等手法，更多的是一种朴素的叙述，大白话的叙述，而其中的对话，基本上也都是大白话，因为我觉得我能够在大白话中蕴含许多滋味，蕴含许多言外之意(当然，这是我的主观意愿，客观上，作品有没有达到那样的效果，那是另一个话题)。总之，这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写作方式和习惯，所以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对话是我的最爱。

读书报：弟弟对“我”的服从和模仿，无论言行还是内心，似乎暗示了他几乎影子般的跟随。“我”把弟弟丢了，又苦苦寻找，结局是弟弟被找来了，但是结局也不确定。这样设置故事的结构，是有意强化什么？

范小青：因为在小说最后，弟弟还是我找回来的，只是我虽然找回了弟弟，弟弟却不承认他是我弟弟，所以结局似乎也是不确定的，而恰恰是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我弟弟的弟弟，成为小王村最后一片土地的守护者。

读书报：《我的名字叫王村》折射了中国社会变革中隐含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农村干部的竞选、经营蒜厂的内幕、土地流转的交易等，与洗脚妹的对话，又透露出农村土地被征用的现实……您平时通过什么渠道关注农村生活？为了写这部作品，做了怎样的准备？还是更多地依赖于想象？

范小青：关于中国社会变革中的许多问题，比如土地问题，平时一直是很关注很留意的，在平常的日子里做一个有心人，时时处处可以积累素材。从现实生活来说，许多年来我和农村的关系始终都没有断裂过，从少年时期随同父母下放到农村，后来又自己插队到农村，再后来我父亲和我先生都曾经在县里工作，在我家生活了几十年保姆家也是农村的，我家里有许多农村的亲戚，等等，所以我和乡村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从县城，到乡镇，再到乡村，我隔三差五就有机会去走一走。当然，除了这样的日积月累，在写作中，想象是极其重要的。

读书报：小说中频繁地使用歇后语，丰富和延展了“鼠”的内涵与外延，除此之外在作品中有无格外的用意？

范小青：关于鼠的这些语言，是有一些用意的，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表达作为“鼠”的弟弟和作为“人”的我(以及所有人类)的区别——有时候，人不如鼠。

读书报：王全与赖月的爱情，让我看着很会心。虽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情，但是看着就感觉特别真实，着墨不多，却写得无比鲜活。您是怎么把握的？

范小青：您的这个问题让我特别开心，因为许多人似乎都没有在意这一点，这其实是我蛮用心写的一块内容。一，写他们三次交流都是通过短信，这也是我用心设计的，现代社会人与人的交流不就是这样吗？二，这其实是小说整块灰色中的一点亮色。

读书报：您是一个风格多变的 。每一部新作都会有新的突破，总让人感到意外的惊喜。这种自我挑战的勇气和动力来自哪里？

范小青：前些年的变化基本上是不自觉的，那时候作品风格变化，似乎是受内容的影响才变化的，但近几年的变化，自己是有所努力的，确实是自我挑战。勇气可能谈不上，但动力是有的，动力就是来之于对于写作的热爱，因为爱了，所以想要做好，想要做好，就会想着怎么做才能更好，这就有了变化。

读书报：回顾近30年创作，您认为自己的创作经历了什么变化？支撑这种变化的理念，来自阅历与经验顺其自然的积累，还是有意识地为设定目标？

范小青：从1980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开始，写作35年，几乎是一个人的最精华岁月都用在这上面了，化了这么长的时间，琢磨写作这事情，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十分的感慨。经历的最大的变化，是从必然王国慢慢地走向自然王国，这里我用的是“走向”，而不是“走到”，走向是一个动词，永远在动着，永远在走着，没有哪一天可以说，我已经“走到”了。写作风格上，也是从传统的封闭式的写作，慢慢走向现代的开放式的写作。当然写作不可能完全的随心所欲，但至少在自己的内心，是放得开了。

读书报：勤奋多思，并且在文学创作上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但是又具有特别时尚、不落潮流的前沿意识。既背靠深厚的文化积淀，又密切关注现实，您的作品总给人一种清新、超前而且目光深远的印象。您觉得呢？这种通常意义的既脚踏实地，又能在天空飞翔的双重潜能，来自哪里？

范小青：“既脚踏实地，又能在天空飞翔”是我的努力的方向，也许我一辈子都达不到这个目标，但是我会努力的，虽然年纪不小了，但我始终会是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孩子。如果说在我能够站在现实和未来、文化积淀和前沿意识的交织中，我想，原因主要是生活加思考，因为生活太丰满太深遂，我沉浸在生活中，不想思考也会思考，不想有收获也会有收获。

读书报：在您的心目中，有没有一个标高，希望成为怎样的 ？希望写出怎样的作品？

范小青：心目中没有什么明确的高标，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 。更享受的是写作的过程，是接受(自己加给自己的)新的挑战。

读书报：阅读的过程始终特别矛盾的印象是，觉得您的语言汪洋恣肆不甚收敛，又觉得是刻意为之，精简生动。对于语言，您有怎样的追求？

范小青：对于语言，我是有追求的，是刻意为之的，那就是我希望能够用看似随心所欲的大白话，一是说出更多的言外之意，弹出更多的弦外之音；二是体现出现代社会的时时处处的悖反和荒诞。

读书报：您多数时间待在城市，但在农村题材的作品却在您的创作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什么原因使您钟情于当代乡村、农民生活的描写？如此反复讨论土地与人的关系，于您而言有怎样的意义？或者准确地说，于中国文坛、于中国社会而言，有怎样的意义？

范小青：如果能够广义地理解，乡村和农民与城市和市民，是否也是在同一精神层面的。我小说中的乡村只是一个壳，而农民就是一类代表性的人物，其实我写的是现代社会发生的剧变巨变，以及它影响到人类所发生的剧变和巨变。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全人类都面临同样的难题，而把这样的故事、人物以及通过它们所呈现的意义，放在乡村，是因为我觉得，在小说的艺术表达上，更能让形式与内容较大程度地融合，能够更符合我的创作个性，从而更准确地表达出我对现代社会的一些想法。如果有一天我写到城市了，写到城市的高楼大厦了，我想，原因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