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3月，北京人曹桂林携家眷赴美寻梦，事业顺利，物质满足。12年后，一部以其为原型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在中国掀起收视热潮。然而，物质富足的曹桂林却陷入了精神困境：不仅找不到北，更找不着根儿，“ 出国之前，我们幻想着那是个美好的生活，结果发现女儿的世界观受到极大冲击，像变了个人似的。”

他还反思这30多年的移民生活，发现这是一条不该走的路。“我也是时代的一粒小沙子，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大潮之中被冲来冲去，冲上岸了就是闪闪发光的金子，冲下去了就被淹死了”

物质富裕了，精神垮了

重庆青年报：20年前，您写出了寻梦之作《北京人在纽约》，20年后写了寻根之作《纽约人在北京》，并于近日同时出版。从寻梦到寻根，前者更多地是为了物质，后者更多地是为了精神，呈现这样的一种转变，是想表达物质与精神的一种悖论关系吗？

曹桂林：核心内容提炼可以这么讲，但我主要还是想讲我自己的人生历程。

上世纪80年代初，恰逢改革开放 初 期，大 家 流 行 讲“寻 找betterlife”，视美国遍地是黄金，人人都想去寻梦。

那时候羡慕人家有汽车、有房子，而我们那时拿着微薄的工资。我那时候每个月拿42.5元，1982年3月去美国，大提琴手工资相当高。

那个时候中国的物质水平很低，生活很苦，买个自行车都得凭票，虽然对于我来说，吃饱穿暖不算问题，但是想要其他的就不可能了。

到美国后，我做生意上手快，一年之后这些想要的全部都有了。但物质追求达到了就幸福吗？你的梦想就是房子汽车这么简单吗？

重庆青年报：写这部姊妹篇，是想反观一下你们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吗？是否也想呈现一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

曹桂林：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很多人留下的印象是婚外情，其实主要写的是父女情。出国之前，我们幻想着那是个美好的生活，结果发现女儿的世界观受到极大冲击，像变了个人似的，想到这些心里就很痛苦，这也是写《北京人在纽约》的一个重要原因。

《纽约人在北京》相对来说要复杂一些，一来因为我个人并不是一个太追求物质的人，对精神的追求也是有自己的很多看法。也有可能年纪大了，看人看世界更注重精神上的东西了，最关键的是，这种精神追求并没有物质追求来得那么简单。并且这种需求，从5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了。二来，主要写的是中西方社会的鸿沟，我的这30多年的海外生活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同行，我观察到中国的物质生活的提升，发展的巨大变迁。

我也是时代的一粒沙子

重庆青年报：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掀起下海经商大潮，您去纽约寻梦是被时代潮流裹挟还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曹桂林：我也是时代的一粒小沙子，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大潮之中被冲来冲去，冲上岸了就是闪闪发光的金子，冲下去了就被淹死了。能在岸边晒着太阳，那就能享受美好生活。

重庆青年报：现实中，后来您在美国也收获了很大成功，可精神上得不到满足，除了远离祖根之外，是否也有西方文化的冲击，您的体会是什么？

曹桂林：比如第二代人的成长，因为去的时候孩子十岁刚出头，年龄小，我就教育孩子一定要学好英语，融入美国白人圈子，结果的确很快融入了美国社会，甚至在电话中都听不出是哪国人，变化之快令我震惊。

后来有时候回到北京，我要求孩子说北京话遭到反感：“ 一会儿要我说美国话，一会儿要我说家乡话，那我应该说什么话？”我甚至曾经因此上火拍桌子，告诉孩子要说人话。

从那时候起就出现了代沟。虽然说代沟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但我开始意识到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冲击不光表现在语言上，价值观上已完全不一样了。如中国人认为很宝贵的做人要检点的问题，美国人不认同，中国人到美国后，骨子里的那些传统的观念都会受到极大冲撞。

这条路其实不值得走

重庆青年报：这么多年，您的国籍有没有变动？现居北京，国籍是什么情况？

曹桂林：我们20多年前就入了美国国籍。在法律上讲，我就是美国人，这个对我的冲击也很大，回家成了一件困难的事。需要办签证，总在想怎么回一趟老家还不方便了？回美国没人管，倒是回中国被限制了。想改回来是很难的一件事，比拿美国绿卡和入美籍要难得多。我在美国还有一些房产和生意，以后还是会两头跑。到时候跑不动了，死也得死在北京（哈哈大笑）……

重庆青年报：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触动让您感到困惑？

曹桂林：一些生活在中国的老朋友和年轻人都在感叹，光有高楼大厦，却找不着家找不着北了，但主要问题还在于他们的思维已经跟不上了，关键是找不着根儿。中国商人的生意规模和生意格局要比美国人强，而相比之下，美国人墨守成规，中国人意识超前。

其实移民美国的华人90%以上也都是在拼命地工作、拼命地还贷。有一次，我回到北京见到一些老同学和发小，他们的生意规模让我很震撼，冲击力很大，所以我就想，其实我在美国30多年，走了一条不值得走的路。

纽约人回北京，很多不懂的规则出现了。前10年是《北京人在纽约》，后20年是《纽约人在北京》，这就是我的30年。

《北京遇上西雅图》立意有问题

重庆青年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历史很短暂，是否也存在你们这一代人对寻根的倚重，而后代则视之坦然的情况？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曹桂林：我去的时候人格已经成型，虽然也会说英文，也能适应美国的生活，但我还是想得有个根儿，而它就在中国北京。

年纪小过去的基本没有什么情感可言，所以也没有自主的寻根观念。很多人习惯了每个月有几万块的收入，有车有房，按时上下班，礼拜天修修房子，循规蹈矩，我感觉那是特别无聊的一种庸人生活。

而一些人直到退休后才萌发寻根的想法。到了美国，你要是融入了他们的文化环境，那就是庸才。在孩子没有形成独立人格的情况下移民，就

是白送美国一个人。

重庆青年报：如果单从成长环境讲，您觉得到底哪里更贴近中国人本身？为什么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那么火？

曹桂林:我觉得这个关键得看个人。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播出的时候与社会大环境有关，因为故事真实，符合那个时代的潮流，也真实地反思了那时候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说王起明是个人英雄主义，貌似又有点牵强。

重庆青年报：去年有部电影叫《北京遇上西雅图》，这些故事在美国真实吗？您的观感如何？

曹桂林：《北京遇上西雅图》这部电影还是站在了中国人的角度，甚至对美国的那种现实完全没什么理解。这类赴美待产的案例我也见过许多，写成喜剧就太不严肃了，这事说起来其实挺惨的，什么女人之间勾心斗角，还有外遇，完全不是这点事，它的立意有问题。

另外还有《中国合伙人》，其中讲到一个中国英语教育机构跑到美国上市，这是天大的笑话，根本没有摸清华尔街的规则。在华尔街合伙人发不了，只有包装他们的华尔街中间人才会发。

三十年大潮激醒初梦

重庆青年报：不少中国人推崇美国的普世价值，很多人也热衷加入美籍，近些年留学潮也十分火热，这是一种什么心理？从您的观察来看，当下的他们真的生活得很好吗？

曹桂林：我觉得当下中国家长过早地把孩子送到美国去留学，那是错误的。有人说中国没什么发展，这是不对的，环境决定不了人，个性决定命运。这样的例子我见得很多，家里有钱在美国胡搞的太多；有的好不容易过去了，花光钱财又回来的多了去了。

重庆青年报：从您自身的奋斗历程反观我们这个时代，您有什么认识和总结？

曹桂林：我没有总结，只是讲有说服力的真实故事。其中《北京人在纽约》中的：如果你爱他，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是地狱。变成了《纽约人在北京》中的：活了60年，做了30年梦，纽约啊纽约，曾把你比作地狱，比作天堂；如今两鬓斑白独自看，不值不值，空忙一场，不懂不懂，挺荒唐。可以说，这30年大潮，把我激得突然梦醒了。

文/重庆青年报记者冯建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