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林谷芳日前出版的新著《落花寻僧去》，就是以行脚的独特方式来观照中国文化。那么，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如何从艺术特别是音乐的角度去理解中国文化？本报记者特邀林谷芳来畅谈禅者视野下的中国文化。

禅者的行脚

文化周刊：您最近出版新作《落花寻僧去》，是基于怎样的契机？

林谷芳：这本书中有很多我在各地行脚的图片。过去写音乐、文化或禅，身为作者，我总是将自己隐身其后，但这本书却是例外，因为它所写是生命的行脚，是生命直接的经验及由之而生的观照，因此我就不能回避作为书中主人翁角色的事实。

除了生命行脚这个基点，这本书的另一焦点，主要是谈文化观感。原因在于我自来就成长于浓郁的中国文化环境中，后来长期关心且研究中国文化，便将这些年来在两岸行走深有触发的部分为文登载于报刊，此书就是一个结集。正因为是结集，在书中你会看到，前面的文章带有较多文化人的色彩，越到后面禅家的身影就越为明显。这中间映现的，其实不只是文化观点的侧重，更是生命角色的位移。

此外，我也选择行脚日本作为此书的另一重点，主要因为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虽有许多相似处，却又有所不同，正好参照。

文化周刊：刚才您说此书主要是讲禅者的行脚，那么，禅者的行脚和一般人的旅行有何区别？

林谷芳：旅行是借由环境的转变以放松身心，而行脚则是通过环境的转换来照见自我生命的盲点与不足。正因如此，这本书提到的许多地方大家虽都到过，但你可以发现，我呈现出的是不同于一般人的禅家观点。

比如说，一般提及江南，总聚焦于它的物阜民丰，但在这里，我却提到：为什么中国宗教修行最发达的地区是青藏高原跟江南？前者自然环境严酷，逼使人去思索生命存在的实相，修行自是一途。那江南呢？在此，我提出了：一来是因江南景物总呈现极致之美，面对美，寻常心理会怕它消逝，何况极致之美！二来则因江南的四时界限非常清晰，任何的美也就都极其短暂，人就容易产生“生命须臾”之叹，而由此生起修行超越之心。也因此，尽管有许多人总在春花、夏鸟、秋枫、冬雪中尽享江南之好，道人却在此起更深的观照。

文化周刊：是不是这也印证了您曾经所说的，您多次往返大陆与台湾就是为了印证生命所学的真实与虚妄？

林谷芳：所谓“生命所学”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个是文化的。在台湾，现在50岁以上的人，年轻时所读的多是中国的典籍。我自己尤其想有机会去厘清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政治中国、社会中国、地理中国其间种种的异同。也因此，两岸开放后，1988年我第一次来大陆，就走了35天11省市。但又因中国文化之深，地理之大，这一印证到如今也就持续了25年。

“生命所学”另一个层面的意义，则是修行的。后期我更多从禅家角度领略大陆的种种，也透过在大陆不同地方的行脚去照见自己在禅修行中内心是否安顿。举例来说，在台湾，许多人认识我，许多场合我总会受到一些礼遇，但到了大陆，尤其边疆，不只人生地不熟，还有文化水土的不同，在此，若不能随缘，原来所谓生命的安顿其实也只是一种假相。

禅者看文化

文化周刊：文化界有段时间一度流行“参禅热”，相关图书等衍生品层出不穷，质量良莠不齐。您觉得禅的精髓是什么？应该如何正确对待所谓“禅”？

林谷芳：禅是最具中国特质的佛教宗派，它强调的是开发你生命本具的觉性。这觉性原是人人本有的，但因各种无明妄念，使人“迷心逐物”，只知一味往外追求，导致烦恼缠身。禅的本质是昭示世人“生命的减法”，要大家透过“归零”，让生命得以重新以崭新而自己的面貌出现。

从这一角度来看，市面上许多所谓的禅书其实与禅无关。例如有些人将禅写得很美，但当那美已变成一种往外的追逐或自我惯性的耽溺时，它其实与世间的种种追逐，本质又有什么差别呢？

文化周刊：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儒、释、道三家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您觉得禅和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关系？或者，三者对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林谷芳：儒家的社会性、道家的美学性与佛家的宗教性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自周代就已形成人间性极浓的文明，而儒家正是集大成者，孔子更精确的角色其实是个社会改革者或社会哲学家。至于道家，它尽管富于自然哲思，但最主要的影响却在美学，中国水墨以山水为宗就是道家思想的直接体现。而宗教对生命共同困顿处境的观照，在人间性的中国原来着墨较少，佛教的传入则补足了这种缺憾，也让中国人较明显地有了这种终极的关怀与超越。

儒、释、道三家构成了中国文化的“铁三角”，用人类学的说法，一个文化的存在必须满足生命的三种基本需要：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超自然的关系。精要来说，在中国，儒家处理了人与人，道家处理了人与自然，佛家则观照人与超自然。这三者缺一不可。

文化周刊：您在书中专门谈到云南摩梭人保持原始状态的情景，以及受到现代文明影响后的尴尬，您怎样看待传统文化与当代文明之间的关系？

林谷芳：随着科技文明的发展，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很多生物的多样性被我们不自觉地摧毁了。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化基因库的多样性被保存着，我们才会看到人类的多姿多彩，生命也才会有更多可参照及选择的地方。所谓的信息社会、全球化，从某种角度讲，对文明的多样性其实是个浩劫，城市间走向均同化，生活反而出现另一种贫瘠。因此，我们来到摩梭人生活的地方，应该对当地人保持一种谦卑，而不是作为旅行者，就可以侵犯他们，如此，文化的多样性与对生命的尊重也就不存在了。

从摩梭人自身的角度来看，文化的主体应该有其自己的选择。是保存原来的传统，还是走向所谓的主流社会，决定权在他们手中。但当我们不自觉地带着各种外来的东西来到摩梭人所处地方时，其实是在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的选择。

关于传统文化与当代文明的关系，我想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是多样性，一是厚度。从多样性来看，不同的文明提供了文化基因的多样，不同时代的文明也提供了文化基因的多样，任何人既是文化的产物，也是建立在过去文明的基础上的。一个生命有厚度就是因为他能接续历史，一个文明有厚度也是因为它能接续传统，如此看来，传统不应该变成负债，而应该是一种资产。传统文化如何跟当代文明对接，在这个变动的时代里需要有一个观照，但前提应该是把传统文化当成资产来看待。

文化周刊：有些学者或专家呼吁对一些传统文化载体做出了人为性的抢救，这是否与您刚才所说传统文化主体有其自由选择的权利相冲突？

林谷芳：人为性的抢救是不得不开展的，但它最终还是要唤醒当事人从传统文化主体的角度去思考文明的价值何在。这必须有一个更深的观照与论述。而这个论述并不能求诸于外来的学者，它必须是从传统文化主体出发，也就是必须来自内在的传承者。当传承者有了对自身文化的骄傲，对它的保存或传承乃至发扬也就成为自然之事。有些东西之所以被丢掉，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不重要；而一旦我们真的认为这是我们的宝贝，并能讲述它为什么能成为宝贝的道理时，就会形成一股真正的文化力量。总之，从被动的保护与抢救，到主动的爱惜与发扬之间，需要有一种自觉，更需要有一种论述。

在艺术中观照文化

文化周刊：您进修过人类学，深谙中国音乐，又深入文化界，还教授禅宗知识，哪方面才是您所真正追求的？

林谷芳：我从6岁时就有感于死生，生命的根本困顿及超越一直是我人生观照的核心，从根柢讲，我就是一个禅者。而作为一名文化学者，它也让我从文化中观照自己的种种，并由之回馈于文化，也算是人生路上的一个重要角色。至于进修人类学，则是因为上世纪70年代台湾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国文化往哪里去”的话题在当时被广泛讨论，所以求学中我就去选择了一个以文化为根本概念的学科———人类学。虽然人类学者跟禅者的生命情性有所不同，但人类学对文化的观照成为后来我在谈中国文化思路上非常重要的参照。总之，禅、中国文化、人类学，在我生命中并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融为一体的。

文化周刊：您曾说过，我们在理解中国文化的时候，很少从音乐的角度去考虑。您觉得如何从音乐中去理解中国文化？

林谷芳：相较其他艺术，音乐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在录音技术发明前，音乐必须要有活体的传承才能存在。文学、美术可以通过作品而独立于活体之外，比如一本书，我们可能不晓得作者是谁，但却无碍于它的流传，可音乐只要没人唱，就会从历史中消失，再也不能复原。

音乐的这种活体传承还具有群体性，因此音乐更能准确回归、复原当时的社会形貌。举个例子，我们发掘出一本书或一幅画，说它们是那个时代的反映，其实有点冒险。比如我作一幅画出来，后人考古时指着这幅画就说，当时的画风是这样的，可能的误差就极大，毕竟那只是我个人的涂鸦而已。音乐不一样，音乐在一定程度上有它的群体性。比如有人曾说，日据时期的台湾人过得也幸福。可是如果那个时代是幸福的话，为什么闽南语那一时期的歌谣除少数几首外都是哀情悲伤的曲调？当然，对于个体来说，一位很幸福的生命写出灰色的笔调也是有可能的，但藏于群体的艺术却不会如此，它是生活的直接投射。

音乐的另一个特征是具有抽象性。抽象的特点就是它不容易托附于具体的概念，人在此也就不容易“撒谎”。因为这种抽象性，活体传承的群体性使音乐变成一种活生生的历史储存。也因此，从音乐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些特质，也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解读中国音乐，两者交互参照，对于中国文化的解读就不会限于太多概念性、主观性的东西，反而常有发人所未言者。

文化周刊：您提到，您主持的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每年至少去江南做一次异地教学，让学人体得文化与艺术之间的深刻关联。您觉得文化与艺术之间有怎样的深刻关联？

林谷芳：艺术其实是文化的一种核心表现。为什么到江南去？江南“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它地理环境比较复杂，人文因此更具多样性。不像北方，一望无际，基本上到哪差别都不大。相比之下，江南更容易看到人文的多样性，对艺术家的触发一般也就较多。

提到文化与艺术之间的关联，我举个例子。你到了江南，会发觉北宋画是大块的山水，南宋之后则不是。为什么？因为江南的氛围是悠闲恬静的，而北方的山水则是大块磅礴的，在这里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地理、人文与艺术之间的关联。

再举个例子，好像有句俗语说，“宁可听苏州人吵架，不可听宁波人说话。”苏州人骂“杀千刀”的，你还恨不得他“杀你一万刀”呢！因为他说的是吴侬软语，娇滴滴的，没有苏州这样的地理人文，就没有这种语言，也根本不可能出现昆曲这种一唱三叹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