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曾说过，做翻译首先要提高艺术修养。对现在的年轻译者，您有什么忠告吗？

罗新璋：这就是艺术修养(指着客厅摆放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画笑)，这是仿画的，我每天欣赏，做翻译需得点“洋气”吧(笑)。东西方文化差异很大，译者对西方文化得有所了解，形成风格，更有赖于从小的艺术熏陶，接受西方的语境。我在外文局工作时，特别爱听贝多芬《即兴合唱幻想曲》，因为经常听，女儿两三岁时就会哼了(笑)。

关于生活：

追求生活品质和趣味

记者：您妻子高慧勤是日语翻译家，你们是因翻译结缘的吗？会经常探讨交流翻译技巧吗？您女儿做日语翻译，是不是也是受你们影响？

罗新璋：不是(笑)，我们是在国际书店工作时认识的。我和老伴早餐时经常会交流翻译方面的问题，那时我每天看一点傅译，经常会说到傅先生翻译的好。一次法语原文意思是“启个蒙”，女儿罗嘉听了顺口接道，不如译成“开个窍”，老伴直夸女儿翻得好(笑)。

女儿原来学美术，曾到日本留学8年。受我们影响，女儿对翻译也很有兴趣，老伴让女儿业余翻译些东西，做做练习，纠正她语法问题。翻译有技巧，那次受老伴夸奖后，女儿后来翻译都按这个思路译了。这是她翻译的日本荒木经惟、荒木阳子《东京日和》和日本森绘都著的《意外抽得幸运签》(笑)。

记者：您长期接触法国文化和法国文学，对您有影响吗？

罗新璋：法国骑士文学对我影响比较大(笑)，尊重女性，重视礼仪。看，这是意大利史上最年轻的总理伦齐刚当选总理时的报道照片，你能看出来他非常重视着装礼仪。不过，我们那会还很穷，穿不起西装啊(笑)。我在外文局工作时，主要从事中译法工作，我们五位同事有三位法国人给我们改稿，他们的生活习惯、社交礼仪等对我们影响很大。

记者：您一个人生活，是怎么安排时间的？

罗新璋：2008年，老伴去世，我开始一个人生活，女儿不时会来看望我。我的生活比较有规律，也比较简单。我还是习惯早起，6点多起床就会看看那幅油画，领略绘画之美；然后就会听肖邦等外国音乐，边洗漱边听，领略音乐之美；之后会看书，一天从阅读开始。冬天会先在床上看书。以前老伴不让我在床上看书，我醒得早，翻书哗啦啦的，影响她，现在她走了，我在床上看书的时间就很多了。7点半吃早餐，习惯了喝牛奶和咖啡。老伴走了，没人清洗咖啡研磨机，只能喝三合一的(笑)，但仍坚持追求这点生活品质和趣味。

我开始奉行董仲舒语：“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心静，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所以我的身体还比较健康，有高血压，血糖也有点高，原来爱喝的饮料、芝麻糊、红豆沙女儿都不让喝了，少了很多口福。不过老子说过“味无味”，所以我自己做不放糖的红豆沙，蒸玉米、土豆、南瓜、白菜等健康食品吃。去年我悟出晒太阳比看书重要，于是每天上午坚持外出晒半小时太阳，晚上也坚持散步一个多小时。

记者：您现在还在做翻译工作吗？现在您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罗新璋：现在主要应付“门市”，手头工作很多，往往是让做什么就读什么。去年11月应朱生豪之子之邀写了《莎士比亚戏剧朱生豪原译本全集》前言《朱译管窥》，读了很多朱生豪的译本。现正选编《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集》，所以大量阅读巴尔扎克小说，约在6月能完成。琐碎家务占了很多时间。最感兴趣的是希望能补翻译莫洛亚的作品，我觉得他的文笔很好，作品很有意义，读起来很舒服，在社科院工作期间我几乎看完了他的全集。

记者：回望过去，您如何评价自己取得的成就？您最欣慰和最遗憾的又是什么？

罗新璋：“一事无成”，我很惭愧，我翻译的很少，这也是我最遗憾的。我最好的翻译时间是离开国际书店后，但又去了外文局十七年，从事中译法。三十不立，四十不惑，从头开始，很是困难。不过中译法有利于加深对法文的理解，更考验法文功底。到社科院后我才开始翻译《红与黑》，那时已57岁了。文徵明89岁书兰亭序，我希望还能译一些书。

傅先生说过：“即使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蝼蚁浮生，一辈子无非也像做翻译那样，在“过”与“不及”之间做人、做事、做文章。我很欣慰，我还活着(笑)。

人物小传

罗新璋，1936年生于上海。北大毕业，曾在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长期从事中译法文学翻译工作。1980年，调入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译有《特利斯当与伊瑟》、《列那狐的故事》、《红与黑》、《栗树下的晚餐》、《不朽 福楼拜》等。其中所译《红与黑》译本被公认为重译外国文学名著的优秀之作，并在台湾出版。他还编有《翻译论集》、《古文大略》。撰有《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外翻译观之“似”与“等”》、《钱锺书的译艺谈》等，受到业界重视。被誉为“傅译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