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从国外回来，家里堆得太乱了，我们四天后见吧，上午十点我到地铁站口等你，我会拿一份《文汇报》。” 78岁高龄的著名翻译家、被译界誉为“傅译传人”的罗新璋，在收阅采访提纲后很快答应了本报记者的约访。

那天一出地铁，记者就看到夏日阳光下倚着自行车，拿着一份《文汇报》的罗新璋，头发花白、瘦瘦高高的他看起来精神矍铄，善意温和。在与记者步行到他所住的中国社科院小区路上，在他自称“陋室”的家中，在随后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深受法国文化影响的他，特别绅士，很是尊重女士，是一位博学而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爱喝咖啡、爱听肖邦的他也很善于发现和享受生活中的乐趣。

他的书房满满的几大柜书，法语原著上逐字逐句抄注傅雷译文的手抄本、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手抄回来的《巴黎公社公告集》等因为摆放不下只能呆在书房一角的地上。在一屋书香中，罗新璋向记者娓娓叙述了被他自嘲“翻译的太少”、“一事无成”的翻译生涯。

◎ 深圳特区报驻京记者 李萍 文/图

关于“傅译传人”：

我只是下了比别人多的死功夫

记者：上世纪五十年代，您从上海考到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学习法语，那时北大名师名家很多，能谈谈印象深刻的吗？您从事文学翻译是因为爱好吗？

罗新璋：西语系主任是冯至，英文专业老师是朱光潜。我还听过清华四大教授之一吴达元的课，他讲课很有特点，不带手表，但每次一讲完，下课铃就响了(笑)。一年级时他讲语法，他语法很好，要求也很严格，我们很受益。

不过，我从事翻译很偶然。我大二时，法文讲义里编有《约翰·克利斯朵夫》节选，课后去找译文，第一次接触了傅雷译文，没想到翻得这么好。那年寒假我没回上海，找了该书第一册《清晨》的原著，再与译文对读，觉得傅先生的译笔十分传神，原来翻译这么讲究，由此对文学翻译开始感兴趣，并影响了我人生的走向。

记者：著名翻译家柳鸣九曾说您“当年即堪称‘少年才俊’，早慧得更是惊人，大学期间已与傅雷有书信来往问道译术。”您能谈一谈当时与傅雷的交往趣事吗？您觉得傅雷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罗新璋：我的翻译生涯一开始就受傅雷影响了(笑)。我译《红与黑》第一句就是偷的傅译《邦斯舅舅》的译法。傅先生的成功在于传神，他曾说的“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手，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理想的译文仿佛原作者的中文写作”，“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等都对我影响很大。

记者：在译界，您更被誉为“傅译传人”。为学习和研究傅译，您曾将好几部傅雷的译文，逐字逐句抄在法语原作的字里行间。仅《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抄了120万字。什么原因激励您下此苦功夫？

罗新璋：说我是“傅译传人”，其实我只是下了比别人多的死功夫。傅先生的译笔之妙，远远还没给大家学到。

我大学毕业原分配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受一九五七年反右影响，被派去国际书店。挫折逼得我坚强起来，虽然天天与订单发票打交道，但我想专业不能丢。一个好译本就是一位好导师，我开始向翻译方向努力，并且慢慢专看傅译。在那工作的五年零三个月，除了一九五八年下放一年，傅译我一读四年。

可以说，抄傅译是在很艰苦环境中废寝忘食完成的，当时年轻，相信只要努力，总能有希望。我每天看几页，开始只是把傅译的好字句记在法文书上，有一天发现基本大部分记下了，只差几个字，何不全文抄上。当时《高老头》已看一半，后半本开始全文抄录，抄完又买一本原著把前半本补抄上。

我觉得这样翻阅方便，是很好的学习方法，为此还为自己制订了庞大计划。当时下班后，只要有点空，就会边读边抄。新中国成立后傅雷共译的二百七十四万八千字，整整九个月中，我抄了二百五十四万八千字，仅《服尔德》二十万字，因没有行距较宽的原著而作罢，但也摘抄了不少卡片。

我记得十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我从东安市场旧书店淘来的，要35元，我当时足足省了两个月伙食才买到它。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1960年4月30日，当晚九时我开始抄，此后72天内我抄完了100多万字的这部书。在抄之前我理了个发，下决心“灭此朝食”，等抄完全书，头发已很长，像个野人。

因为专注于精妙的译法，有时我看了下一句法文，再看傅译，好像是从自己脑子里迸出来一样。姚鼐说：“技之精者近乎道”，傅雷虽论道不论术，但我从他具体的技法着手，慢慢也悟出傅译之妙，翻译之道。庄子说：“能以意致者，才是物之精也。”什么是得其神，我把握不准，后来还给傅雷写了封信。

记者：您和傅雷有很多通信吧，他听说您抄他的译文，还让您指出谬误之处，这些信还在吗？

罗新璋：一九五七年上大四时，我寄过一篇翻译习作，傅先生曾仔细指出我的毛病所在。一九六三年我到外文局，到的当晚给傅先生寄了一封长信，写了我对翻译的困惑，傅先生很快回了信。傅先生前后曾致我约十封书信，给了我不少忠告，非常宝贵。

可惜在一九六七年被抄家前晚，老伴找出了傅先生的信，扔到蜂窝炉。我趁老伴转过去时，飞快把先生嘱我抄一副本供留底的那封信从信封中抽出来，塞进裤子口袋。正是在这封信中，傅先生提出：“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并拟定“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等主张。这封信目前保存在上海一家文化馆的傅雷纪念室。

关于翻译：

翻译需要精彩的表达

记者：目前为止，您一共翻译了多少字的作品？您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

罗新璋：我一共翻译了一百多万字。最喜欢的是《列那狐的故事》，放开了翻。《管锥篇》中讲“以文为戏”，这本书我翻得最愉快，也有点文字游戏，如以佛经四字一语的句法，译修道院长老的教诲口气。

记者：您翻译名著《红与黑》之前，已有很多流传广泛的译本，但您的译本被公认为重译外国文学名著的优秀之作。全书四十万字，您两年完成，刻意求工，您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罗新璋：笨人用笨办法(笑)。翻译长篇有个摸索适应过程，试笔花去我几个月。后决定早起译书，从凌晨四点到七点，三小时没有任何干扰。当翻译时卡住了就看傅译取经。然后细细读《红与黑》，不认得的字也不翻字典了，一遍遍看，脑中边看边翻，逐渐由法文变中文，模糊思维，“放开手来”任意译。这样早上译得千字，白天有空再翻书润文，到晚上临睡前重新复核一遍。全书四十万字，用一年多时间译得初稿，第二年再改再抄，两年译完，每天只合得五百字(笑)。

记者：您翻译的《巴黎公社公告集》被史学界认为是“重现公社光辉业绩的历史文献”。您能谈谈这次翻译吗？

罗新璋：1973年我赴法从事出土文物展的翻译工作。那年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我有幸看到了巴黎公社公告原件，几乎包括全部公告，现存360多件公告有的是原件，有的是校样，有的是从墙上揭下的，还有硝烟弹痕，接触这些实物好像接触到了真实的历史。这些公告非常有文献价值，我决心将其译成中文。

当时复印术不普及，拍成照片成本又太高，需近两万法郎，所以我决定抄录。每天抄十件，一共抄了一个多月，走的那天还在图书馆核对到下午一点多，抄稿整整六厘米厚啊，抄，核，再加上展会事宜，一个多月没怎么睡(笑)。

回国后我选了几份，写了介绍文章登在《人民日报》，后来我把搜集到的389件全译出。这本资料集成，印了三万多本，在今天不可想象。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曾著文推荐此书，称其中200多件是国内第一次翻译，是重现公社光辉业绩的珍贵文献。

记者：您在外文局工作时开始从事中翻法的工作，把中国文学翻译为法文版。无论是中译法还是法译中，您认为，翻译的技巧是什么？最困难的是什么？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翻译者？

罗新璋：我曾说“精确未必精彩”，好的翻译在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还需要精彩的表达。傅译严谨而又灵活，时有警句妙语，读来很有味道。文字要推敲才有质量，字典翻译、直译是永远不好读的。文学翻译，固然是翻译，但不应忘记文学，也是一种艺术实践。如在《贝姨》中，原文直译之意“难道我把手伸进人家托我保管的钱柜里了吗”，傅雷用“监守自盗”四字就把意思说清楚了。

傅雷翻译求“神似”，钱锺书标举“化境”，严复讲译事有三难，信达雅。所以我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把我国1700多年的译论概括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我想，翻译需要技艺、聪明、巧思、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