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开始写作城市文学的时候，我给自己定了“三不”原则。一，不写城市的外化符号，虚化背景；二，不写人物的五官特征；三，不猎奇。我想让自己不去注意或者遗忘眼睛所见的东西。

汉语写作与中国故事

记者：很多 说过，童年经历影响着一个 的写作，您是这样认为的吗？

蒋一谈：童年时代是以记忆为时间起始的。有些人，两三岁的时候有了记忆；有些人，四、五岁的时候才有了比较清晰的记忆。我对四、五岁之前的事情没有太多印记，可是我对那一段失忆的往事很有兴趣。我问过父母亲，可是他们的回答不能满足我。我父母是中学老师，我们家在校园里面，下午放学后，校园里很安静，我喜欢一个人在教室里转来转去，走遍了校园里的角角落落。读中学期间，我有口吃的毛病，害怕上语文和英语课，害怕和陌生人说话，内心有自卑感。我时常一个玩，一个人待着，或许那时候正在经历孤独，但我还不知道孤独的含义。我喜欢夏天，因为夏天多雨，我喜欢待在家里，坐在小板凳上，隔着竹帘缝隙，听看外面的雨。我相信童年的经历影响了我的性格，我喜欢独处，至今不习惯人多的地方。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始终对那段我没有记忆的往事充满好奇，那是一个空白地带、模糊地带，而我喜欢想象那个模糊地带，反而忽视了童年时代真正发生的那些故事。对我而言，写作或许就是对失忆时空的想象和探寻吧。

记者：在您最新的小说集《透明》中，《故乡》和《在酒楼上》都会让读者联想到鲁迅先生的作品，您是否在有意写作这样的同题短篇小说？还有后续的写作计划吗？

蒋一谈：写完《鲁迅的胡子》之后，我有了这个想法，但一直不敢动笔。我想寻找和鲁迅先生作品的叙事差异，也想探寻过去年代的知识分子和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理异同。鲁迅先生的《故乡》，叙事从外至里，整体调性是怅然的，我想选择从里至外的视角，把人物性格放置在纠结和模棱两可的世界情绪里去。鲁迅笔下的故乡发生了变化，但故乡依然存在，可是在当代中国，故乡很有可能已经无处可寻，主人公身在异国他乡，只有通过网络科技，才能近距离地和虚拟的故乡实现心理上的触碰。在鲁迅先生的《在酒楼上》中，两个知识分子对饮伤怀，事实上是一个人在倾诉和哀叹，那个酒楼只是对话的衬托场所，空间意义是单向度的。时至今日，对中国人而言，酒楼已是最普通的现实空间，但这个空间里面除了娱乐和欢闹氛围，还会有精神上的压抑和压迫感。我想写这样一个发生在酒楼里的故事，可是故事发生之后，酒楼空间或者说酒楼的命运会怎么样呢？“酒楼”这个物理空间，是否可以具有文学“人物”般的命运启发和延展性呢？我想尝试一下。我也想通过“80后”的知识分子和酒楼空间，与读者探讨一个随时有可能摆在眼前的现实生活难题。对当代汉语写作者而言，鲁迅先生以及他的作品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无人可比。我目前正在构思《药》《伤逝》《祝福》等其他作品，这是一个很困难、很磨人的写作过程，需要两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

记者：除了鲁迅之外，还有哪些 对您产生过重要影响？

蒋一谈：在我的心底，除了鲁迅，契诃夫、菲兹杰拉尔德和纳博科夫最早影响了我的写作。当代在世的世界 中，我喜欢门罗和裘帕拉西莉的短篇小说，喜欢石黑一雄和奥兹的长篇小说，喜欢他们平缓、细微、深沉的叙事。20世纪的文学现代化和21世纪的网络文化，遮蔽了19世纪世界文学的光芒和魅力。我特别感谢大学时代的老师，那个时候提醒我们要仔细阅读契诃夫的作品，要把基础打牢。现在遇到一些更年轻的 ，我也会把老师的话转述给他们，别遗忘了契诃夫，别太迷信现代主义文学。对短篇小说写作者而言，契诃夫是一位源头性的文学巨匠，写作短篇小说要从认真阅读契诃夫开始，然后再在写作实践中寻找自己的写作风格。

记者：具体而言，这些 对您的写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蒋一谈：阅读爱好常常决定写作文风。我喜欢平实的文字，慢慢浸透人物气息的文字，所以那些狂放的文字、灵秀潇洒的文字、戏谑调侃的文字，不在我的书橱里面。阅读喜欢的 让我明白，写作者要对文学抱有虔诚的态度和赤子之心，应当与现实世界保持适当的距离，要和现实生活保持一定的疏离或者紧张度，这是避免作品沦为生活模拟化写作的重要一环；同时，也让我渐渐明白，一个写作者不能只想着描述人与现实的关系，要努力写出现实生活里的那个人，那个独特的故事和人物。写作者笔下的现实只是一个背景，是为了衬托独特的故事和人物而存在的。

文学来自现实，写作者要对现实生活有种独特的感受力和抓取能力；文学高于现实， 的作品要能让读者既感受到陌生又感受到新鲜和熟悉。这是“来自”和“高于”文学理论的现代文学对应关系。离现实太近，文学会被现实吞没，离得太远，文学又会显得凌空虚蹈，故事和人物就会减弱或者失去现实的附着力和影响力。

记者：您出生于1969年，批评界按照惯例会把你归为“60后” ，可是您的作品在故事构想和精神气质上却与余华、苏童、格非、毕飞宇、李洱等著名的“60后” 有很大不同，您怎么看待这其中的差异？您在40岁的时候才开始写短篇小说，心里有压力吗？

蒋一谈：我相信一点，人活在自己的时间里，需要倾听时间的暗示。这些 成名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在写作的时候，我也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虽然出生于同一个年代，但在文学写作的时间上，他们是先行者。我尊重时间，所以我的心里没有压力。我很庆幸自己出生在1969年，这是时间和经历的秘密，没有在1969年出生，我会错过很多很多故事和感受，写作心态也会发生变化。事实上，有不少朋友和读者问过我类似的问题，我这样表述过：“我在2009年开始正式写作，刚刚起步。我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

面对先行者的作品，我首先要学习，然后寻找绕开的路径，这是文学上的尊重，也是写作路途上的自我寻找。我在写当代城市生活，在写此时此刻，没有写个人的生活经验，我在努力虚化故事背景，潜意识里没有和历史缠绕，这或许是我的写作与他们的差异之处吧。

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觉得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缺少一个比较文学的环节(或许有，但还不是十分明显)。比方说，从2000年开始至2010年，或者说，从2010年至2020年，世界上的优秀 们都在写什么，写了什么？中国的 们在写什么，写了什么？或许这样的每隔五年或者十年的横向比较文学研究，能帮助我们的汉语写作跳出语言的边界，寻找到另外一种写作思维的可能性，寻找到这个世界共通的情绪和情感。

我是中国 ，用汉语写作是一辈子的事情，既然汉语是我永远的唯一的写作标签，那我能否在自己的汉语作品里淡化“中国故事”的外在符号？能否用世界思维去写中国故事？极端地说，如果把作品里的中国人物的名字换成外国人的名字，把中国城市和街景的名称换成国外的地名，中国故事的逻辑和人物情感传递是否依然存在并有效？这样的中国故事是否会更有人类的情感通融性？我在思考这个问题，也在尝试写作这样的作品。这两三年，也和国外的朋友交流，他们告诉我，《中国鲤》、《ChinaStory》、《夏末秋初》、《夏天》、《温暖的南极》、《发生》、《故乡》、《透明》、《在酒楼上》这样的作品，他们读完后能够感同身受，能够理解并接受人物的内心情感。接下来的几年，我想进一步写作这样的中国故事，虽然写起来很辛苦，但觉得应该去尝试探寻。

记者：您的下一本短篇小说集会写什么？

蒋一谈：会是一本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主题的短篇小说集。目前已经积累了六七篇作品，希望今年内能把其余的几篇作品修改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