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阳:我认为恰恰相反。觉得做人难,是因为懵懂,不懂秩序规则和逻辑。懂得并且能够遵从秩序规则和逻辑,做人是很简单的。 当然,从最高层而言,如果秩序规则和逻辑被复杂化了,做人也难。 10、中国当前的用人机制比外国的选举制好 《江湖》:在您看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年轻人前仆后继地报考公务员?如果给您个官职,比如二号首长,您愿不愿意当? 黄晓阳:追求权力是社会结构的必然。并非中国如此,全世界都如此。只要行政机构存在一天,这种追求,就不会消失。而事实上,无政府主义是不存在的,而且是有害的。也就是说,行政机构,根本不可能从人类社会中消失,人们追逐权力,也就会是一种永远存在的追求。 这是客观事实,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外国人是不是就不追求权力了?不是。如果外国人不追求权力,那么,外国的选举,根本就搞不下去。 一个有序的社会,肯定是一个遵从人性同时又以规则约束人性的社会。 人们追求权力并没有错,如果一定要说哪里错了,那就错在对权力的约束,是否科学,是否完善。这恰恰是权力学研究的根本。 愿不愿意当是一回事,能不能当,是另一回事。 我说的能不能当,不是指有没有人给你官职,而是你有没有能力当官。当官和研究理论,是完全的两回事。当官需要即时的处理能力,这是一种极其特殊的能力。所以,我在《二号首长》中赞成中国目前的用人机制中,将后备干部置于不同的环境锻炼磨练的机制,却反对外国的选举制。选举制重视的是人品,却忽视了经验。那些被选出来的官员,是否真有统领全局的能力,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以美国总统为例,每一任美国总统,在第一个任期中,差不多全在打盲拳,直到第二个任期,才找到一点方向。我不认为这样的模式,对社会对国家有益。 11、中国文学界很难出真正的大家 《江湖》:因莫言先生的成就,“诺贝尔文学奖”一跃成为2012年年底官方与坊间最关心的话题。究竟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获此殊荣?中国的官场文学您看行吗? 黄晓阳:你挖了一个陷阱给我钻。即使如此,我仍然还是钻一钻。 我认为中国文学不行。这里面有一个思维习惯问题。中国人习惯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而外国人的思维习惯是透过规律看本质。 透过现象看本质,最常见的做法,是罗织一系列现象,让这些现象指向一个本质。比如厚黑学,罗列的全是官场厚黑的现象。仅就官场术道而言,其罗列极其全面,分析也极其深刻。但这种罗列得出的本质是什么?官场是厚黑的。 事实上呢?真是如此吗?不是。官场还有阳光,还有王道。读厚黑学的人看不到官场的阳光和王道,因为作者根本就没有指出这类现象,作者用自己的主观导向,将这类阳光和王道隔离在文章之外了。 再举一个现实的例子。这些年,国家在控制房地产价格,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有些房地产商人,甚至是所谓的房地产领域的公知们,一直在攻击国家的这一调控政策。他们攻击的立足点是什么?很简单,改革开放一个重要标志,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是什么?是市场调节。而国家出台强硬政策调控房地产,显然背离了市场经济规律,在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 透过市场经济的某些现象,得出的结论,国家调控房地产市场,是错的。 那么,透过规律或者规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国家行政体系的存在,就是从根本点上调控各种政策的。美国难道就不进行经济调控了?一样会调控。美联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经济调控。再退一步说,中国房地产今天的发展,来源于什么?来源于市场经济?不是,来源于国家的经济调控。而房地产发展到今天,国家如果不进行调控,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很可能是房价被炒到几十万一平米,最终房价大跌,整个国家经济被房地产价格砸下来,造成学界一直担心的硬着陆。 不看秩序、规则、逻辑,只是盯着眼前的一些现象,中国文学界,恐怕很难出现真正的大家。 谈到这里,我再一次郑重推荐《大秦帝国》。这部书,或许从语言表现力甚至从叙述节奏以及整体结构上看,还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这是一部从规律、秩序、逻辑上厘清历史的作品,一部绝对可以称之为有思想高度的作品。 12、“网络反腐”对法制的损害极大 《江湖》:有人说依靠群众在互联网上对政府及官员进行监督是把“双刃剑”。情人与下属的揭发、对手抖料、私密日记曝光,手段形式之多让人瞠目。您怎么看“网络反腐”的问题? 黄晓阳:我一直在强调规则秩序和逻辑,所谓互联网反腐,从根本上说,是违反规则秩序的。 简单而言,一起贪腐案的确证,需要一个极其复杂且具有一定时间的法律过程。比如说,立案,侦查,交检察院复核,再由检察院起诉,最后由法院审理。走完这一流程,需要多长时间?十天半月肯定不行,短则几个月,长则一年两年都有可能。 而现在的所谓互联网反腐,网友曝出一起贪腐案,政府就必须在短时间内回应,比如撤职查办之类。若是没有这样的结果,网友的情绪将会给政府造成极大的被动。因而出现了很多起网友一喧哗,行政主官现场宣布对某人撤职查办的案例。这样的处理,恰恰不是理性社会应有的产物,不是法制,而是人治,是在助长行政长官的特权。 类似的事件,对社会对法制的损害,极其之大。不可取。 13、国家的信仰统一与个人的民主自由都是必须的 《江湖》:“民族要团结一致,个人需民主自由。”在2013年这样一个多事的开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您的这句话呢? 黄晓阳:我认为这并不矛盾,恰恰相反,这是矛盾的统一。 很多地方邀请我去演讲,我都会反复讲到一个观点。国家需要统一的信仰,统一的国家价值观。 也有很多人反对我这种观点,甚至有人说,信仰自由写进了美国宪法,在美国,就不需要统一的国家信仰,美国的信仰是自由的。 这种诘问,看起来是对的,很有道理,实际上,他们是混淆了概念,将国家信仰、国家价值观和个人信仰、个人价值观混为一谈了。 个人有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价值观,但国家不能。国家的信仰和价值观必须是统一的。 比如美国吧,美国用一仪式,统一了国家信仰,那就是总统宣誓就职仪式。美国总统就职,只能手扶着圣经说我向上帝宣誓。肯定不能手扶着共产党宣言说我向上帝宣誓,也不能手扶着古兰经说我向上帝宣誓。美国总统代表着美国国家信仰,这一仪式限定了美国总统,只能在同一个信仰群体中产生。无神论者,不可能当美国总统,信奉佛教、伊斯兰教者,同样不能当美国总统,原因很简单,他们无法宣誓,不宣誓就不能正式就职。 也有些国家,总统宣誓,并非手扶某个宗教信仰的经书,并非向这个宗教的神宣誓,比如有些国家是手扶宪法,向法律宣誓。那么,宪法,就是这个国家的国家信仰。 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必须团结一致。至于个人需要民主自由,这是一种历史趋势。这种历史趋势,从人类权力模式的授予方式的转变可以看出。 比如在中国,早期,权力授予来自于权力顶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分封制。由君主向诸侯授予权力,再由诸侯向更下一级的贵族授予权力。社会进一步发展之后,处于贵族边缘的士族崛起了,士族不希望自己始终是权力的附庸,他们也要进入权力阶层。因此,权力的授予方式下移,出现了举贤制,由贵族向君主举荐贤才,再由君主授命。这种举贤制,所举的贤人,实际是士族人群。再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科举制,权力授予方式更进一步下移,普通民众,只要通过科举,同样可以成为权力结构中的重要分子。到了今天,出现的选举制,实际上,形成了权力授予方式的彻底改变,形成了由下而上的权力授予模式。 由下而上的权力授予模式,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出现政府结构初期的模式,也就是早期联邦制的产物。比如炎帝和黄帝,他们的权力,就是由层层推举而产生的。 由上而下或者由下而上两种权力授予模式,哪一种更好,或者说更科学?我觉得这个很值得研究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