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作词人很少关心大的问题。比如上世纪80年代罗大佑、侯德健他们写的歌就是大时代的东西，当然也有小情小爱……现在的人不是没有理想，而是觉得生活更重要——买车买房吧，谈什么理想。上世纪90年代后，整个社会都变了，追求物质甚于理想……”

5月21日，Beyond御用作词人刘卓辉在重庆签售新书《辉常伤感》，与重庆青年报记者再谈Beyond和今日乐坛，果然常常伤感。

《真的爱你》绝对不能代表Beyond

重庆青年报：您博客中谈到您跟Beyond不算很熟，那您哪里来的信心去写他们？

刘卓辉：大家在二十几岁时见面比较多，我们不是亲密的朋友。经纪人写的书有很多细节，我隔得比较远，他们的缺点我看不到，我看到的都是优点，而且我跟他们没有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

重庆青年报：乐评人邹小樱在《原谅我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中谈到，Beyond其实不是《真的爱你》、《海阔天空》这种风格，而是《我是愤怒》、《长城》这样的。而我一直以为前者就是他们风格的代表，我是不是和很多人一样误会了Beyond?

刘卓辉：你也这样误会他们，觉得他们是一个流行、偶像乐队，觉得他们一点也不摇滚？我是这样看的，早期的Beyond还没红的时候、地下乐队的时候是很摇滚的，但那段时间香港的市场根本不接受摇滚。

后来他们签了公司，想让他们影响力更大，所以有《真的爱你》，事实证明他们也能做得到（流行）。

重庆青年报：所以《真的爱你》这样的歌不是他们真正的追求，是Beyond对商业的妥协？

刘卓辉：对。不能说《真的爱你》就是代表Beyond，这绝对不能代表他们。他们有很多很摇滚、很有态度的歌曲。比如一般人不会唱曼德拉（《光辉岁月》）。

有些人只看《真的爱你》或者《海阔天空》觉得他们一点都不摇滚。但这些不是Beyond的核心。摇滚才是他们的核心。有些人以不喜欢Beyond《真的爱你》这样的歌作为不喜欢Beyond的理由。

重庆青年报：他们是在每张专辑中兼顾商业需求和自己的追求？

刘卓辉：当然。他们第一首比较广泛流行的歌《大地》的歌词并不商业，之后出了《真的爱你》（笑），很红之后又出了《岁月无声》，这又不是典型的商业歌曲。之后的《长城》、《农民》也不是很有商业企图的歌。所以他们能一边做自己想做的歌曲，一边又能做一些流行歌曲，这是很好的事情。如果只是几个人说你好也没用。

重庆青年报：那代表他们摇滚追求的《我是愤怒》、《长城》、《农民》，放在世界上看，水平是怎么样的？

刘卓辉：我觉得放在华语来说已经很高水平了。世界其实是英语为主的，西方人的观念、音乐口味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在华语地区，唱片公司的口味、听众的欣赏水平是有局限的。这也会限制一个乐队，他们的音乐不能走得太偏，早期的Beyond就很偏。

重庆青年报：三子时期（1993年~2005年）很摇滚，但没有那么多广泛流行的歌出来。这是不是说摇滚本身就不是大众化的音乐风格？

刘卓辉：不是摇滚的问题，是听众在当时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三子时期，用华语乐坛的标准来说他们很棒。

重庆青年报：很多人说解散后只有黄贯中在坚持摇滚，您认同吗？

刘卓辉：简单来说是这样，因为黄贯中的性格走摇滚的路子最适合。黄家强的性格比较温和、柔，他不可能太摇滚，但你不能说他就不摇滚，因为摇滚不一定要很噪音。

汪峰的歌是一种廉价的愤怒

重庆青年报：您说您想让读者通过这本书看到香港乐坛的轮廓，这个轮廓大致是什么？

刘卓辉：香港人本来没有太多摇滚基因，其实华人都是，这个基因需要时间去培养。内地最近五年音乐节上，也有很多摇滚乐队露面，但受众不是非常喜欢摇滚乐才去的，是不知不觉就喜欢了。所以这种轮廓就是摇滚与其他音乐的受众界限越来越模糊。

重庆青年报：我们现在了解香港的歌手，如陈奕迅、邓紫棋等，但似乎没有被广泛知道的乐队？

刘卓辉：香港的乐队曾经有Beyond、太极、达明一派，后来5至10年又基本上没有了，最近几年另外一代又起来了。

重庆青年报：为什么中间这么长一段时间没多少乐队？

刘卓辉：一代一代人（口味不一样）吧。就比如内地20年前有高晓松他们这种写校园民谣的，中间又断了。可能后来的校园歌手没有这种情怀，大学一毕业，找份好工作或者创业更重要。

重庆青年报：说到情怀，我首先想到罗大佑。现在的歌手似乎很少去唱有批判意识的歌，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刘卓辉：通常自己写歌的歌手就比较容易有你说的批判性的东西。但很多歌手不写歌的，不写歌就唱一些主流的情情爱爱。比如张学友，他虽然是歌神，但他唱的90%都是情歌。周杰伦，他自己写歌就不一样，他有很多不是情歌的歌。

重庆青年报：与时代有关吗？可能大家在这个快速又多元化的时代变得比较麻木？

刘卓辉：你说麻木，那汪峰的《春天里》、《存在》、《北京，北京》也是反映了一种生活的状态。不能说都麻木了。

我不崇拜汪峰，其实他那个题材挺普通的，但他的歌感动很多人。当然如果从更高的角度去批判，汪峰的歌是一种很廉价的愤怒。

重庆青年报：为什么这样说？

刘卓辉：如果你拿汪峰跟崔健、罗大佑比的话他就显得太简单了。但如果他跟别的普通的明星比的话，汪峰就显得有深度了。

重庆青年报：崔健当时那么多人为之疯狂。

刘卓辉：只有那一代人才会特别那么疯狂。现在不是没有理想，而是觉得生活更重要，买车买房吧，谈什么理想。

上世纪90年代之前，基本上没有卡拉OK，也没有多少人说买房子。1990年代之后，整个社会都变了，追求经济上的东西多于理想的东西。

当下作词人很少关心大问题

重庆青年报：从歌词来看，当下华语乐坛如此多情爱主题的歌曲，是作词人的问题吗？

刘卓辉：说歌词有问题肯定是作词人的问题。当下的作词人很少关心大的问题。比如上世纪80年代罗大佑、侯德健他们写的歌就是大时代的东西，当然罗大佑也有小情小爱的东西。

重庆青年报：这与音乐市场也有关吧？

刘卓辉：听众是跟着生产、制作音乐的人走的。以前做音乐的人必须要通过媒体去推广音乐，以电台为主，电台主持人推荐什么音乐听众就听什么音乐。

当下生产音乐的人做的音乐水平比较低，而现在的媒体又得有利益才推歌。因此，做音乐的人也不一样了，媒体生态也不一样了，听众就有可能听到不好的音乐。但好在现在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接听到音乐作品，不用必须通过传统媒体。

重庆青年报：情情爱爱的歌曲太多，会影响其他类型音乐的发展吗？

刘卓辉：大环境音乐类型的变化，有几个因素，一个是听众的水平，一个是制作音乐的人的口味。

以前，唱片公司签什么歌手，就决定了产出什么样的音乐。但每个年代唱片公司的人的口味不同。可能第一代做唱片公司的人听的是西方音乐，欣赏水平就高一点；再过一代人，可能是听谭咏麟、张学友长大的，音乐口味就是另外一种，签的歌手也就不一样；下一代的唱片公司管理者可能听周杰伦长大的，就更不一样了。

重庆青年报：这些经营者口味的变化也是引领和符合听众的口味的？

刘卓辉：对。现在的市场大部分音乐做出来都很普通或者没有什么理想，就是因为这一代制作音乐的人没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