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人物档案：关于陈庆贵

陈庆贵，癸卯年三月出世于古城扬州瘦西湖畔，现供职于税务部门。高级职称，中国摄影艺术家协会会员，扬州市邗江区文联（社科联）副主席、杂文协会主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表作品，以杂文时评为主，兼及诗歌散文。散见《人民日报》、《新京报》、《法制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环球时报》、《新华每日电讯》、《经济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杂文报》、《杂文月刊》、《经典杂文》、香港《大公报》、《成报》、美国《侨报》及各大网站，多家网站开设个人专集。获得过全国、省、市级奖数十次，组诗《走进西藏》荣膺“2011扬州年度诗歌佳作”，杂文《痛打“狗心理”》入选《2012中国杂文年选》，杂文《救救大人》荣膺2013年江苏省报纸副刊杂文类一等奖。已出版杂文集《红楼关得很沉重》、《鹰眼守望》、《苍生人话》三部。以“理性、血性”为写作理念，秉持“只为苍生说人话”写作态度。嗜自然，好摄影，常藉镜中“真善美”释和笔下“假恶丑”。

在中国的时评圈抑或杂文界，陈庆贵的名字时常在报章上出现，此名虽非如雷贯耳，却也属窗户眼吹喇叭——名声在外。至今他已出版三本专著，可谓知名时评人、杂文人。记者也算是一个同道人，于是萌生了采访他的念头。

陈庆贵是一名公职人员，现供职于税务部门，采访之前，记者先给了他一个简要的提纲，十分睿智的他几乎不加思索，回答了记者关心的几个问题。

说起对码字耍笔杆子的爱好，这要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的陈庆贵只是对诗歌感兴趣，处女作一首四行小诗于1984年发表于一家文学期刊，为此还拿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笔稿费，虽只区区三元钱，却让他足足兴奋了数日，暗暗发誓要写出名堂来。此后，他的信心更足了，写诗到了痴迷的程度，不断地写、不断地投，在从1984年开始的第一个十年里，他先后在《北京文学》、《芒种》、《青春》、《扬州文学》等文学期刊以及多家报纸副刊上发表了近百首诗歌，在当地也堪称一个诗歌青年了。

时光进入到1994年左右，陈庆贵开始对言论产生兴趣，因为很多报章都设立了此栏目。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吸收其营养，开始尝试有感而发，恰好那时他在一家商贸单位工作，灵感出奇地多，一篇篇小言论隔三岔五地出笼。随着一次次投稿失败，他并不气馁，坚信只要持之以恒必有回报，很快他的言论作品在省内媒体上发表了，《新华日报》、《扬子晚报》、《现代快报》、《江南时报》、《江苏商报》、《扬州日报》等媒体常有篇什面世。在省内崭露头角之后，他出手的稿件又有了新的飞跃，《人民日报.市场报》、《中华合作时报》、《中国商报》、《中华工商时报》等国家级媒体也不时采用他的稿件。

随着自信心增加，他开始尝试大部头作品，而且敢于投向高端报刊。数年间，《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杂文报》等国内近百家报刊都被他攻克。有些评论还上了头版头条，尤值一提的是，《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冰点时评”和《杂文报》头版，也有他的作品。他出版的第一部时评专著书名《红楼关得很沉重》，就是发表在《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上的一篇力作，当年这篇评论发表后，迅即被全国近百家媒体竞相转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入选花城出版社出版、著名杂文家、时评家鄢烈山编选《2012中国杂文年选》的《痛打“狗心理”》一文，就曾发表于《杂文报》头版头条。

随着第三个十年开始，也就是2003年之后，网络评论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写手们换笔尝试用电脑写作，陈庆贵也没有落伍，紧跟上时代步伐。那时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网络评论非红网莫属，其“红辣椒评论”红遍大江南北，陈庆贵追寻着红辣椒的足迹，一头扎进了网络评论里。其涉猎的题材无所不包，尤以评论公共治理、经济现象、法治话题、社会人文与吏治腐败等重大题材见长，写出的评论更具理性与建设性，发表了一批深度评论，形成了一个创作小高峰。

与红网相识相知的这十年时间内，他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评论，最多一年被红辣椒采用近160篇，先后五次获得年度佳作、优秀评论员等殊荣，成果之不俗，在当地圈内也并不多见。

如今，陈庆贵已年逾知天命，随着创作生涯的第四个十年开始，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写作之路，并对三十多年的写作之路进行了一番梳理，形象地概括为三步曲：第一步是纯时评写作，第二步是时评与杂文结合体，第三步则是转而走向杂文创作，亦即现在的奋斗方向。谈及为何要转向，他给出的答案是，当下有一个怪现象，写时评的人比读时评的人多，而且时评界已形成了小圈子，换稿和因人用稿成为公开秘密，利益联盟结成之后，你（大多是时评新手）时评写得再好，恐怕也难入一些编辑法眼，“精英”们垄断了话语权，加之时评快餐化，观点陈旧老化，只不过换个由头而已，纯属新瓶装陈酒，一些时评人浮躁、急功近利等倾向十分严重，为挣稿费而评论，久而久之使得时评更像一个“脑残的文体”。

由此，陈庆贵决定淡出时评圈，转而主攻杂文写作。一来资历与阅历就摆在那，已具备某些写杂文的底气；二来他崇尚为快乐而写作，在他看来“真金总会发光”、“彩虹总在风雨后”。他对记者坦言，写时评或者杂文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表发”，所谓的“表发”，亦即表达思想和发泄情感，别无他意。换句话说，想写的时候不发表无稿酬也写，不想写的时候开专栏开出高额稿酬也不写；想写的时候什么都写，不想写的时候什么也不写。

陈庆贵在他专著的自序中，写下了一段极为经典的话，记者实录如下：我为什么痴迷“公民写作”？其实这压根儿不是个问题。活在当下，人各有乐，我写杂文就像别人打牌喝酒泡吧飙歌一样，庶几获得一种取乐方式而已；所异只是，我不经意间已将写作杂文植入骨髓，并由生活方式向生命方式升腾。我对王小波“行吟诗人，浪漫骑士，自由思想家”的人生至境推崇备至，写作不求成名成家的入世境界，唯求“我思故我在”、“我手写我心”的出世旷达。至于我的杂文有没有、有多大启蒙功能和正能量、能否唤醒“沉默的大多数”，甚或能否影响改变丁点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曾想不屑想不暇想；我不敢奢望我的“产品”有多大的思想意义和认知价值，因为文学巨擘泰戈尔吟唱过：“鸟的翅膀一旦绑上了金子，那么它就再也飞不动了。”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于我：为“一个人的狂欢”而写，这便是我痴迷“公民写作”的全部动力和理由。

锣鼓听声，听话听音，陈庆贵的风骨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国的时评圈与杂文界，陈庆贵最崇拜或者说对他影响最大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鄢烈山，一个是李方。他说：我先知道了鄢烈山才知道了时评为何物，我先知道了李方才知道时评怎么玩。在他看来，设若说鄢烈山当属中国当代时评立足扎根的奠基人，李方则堪称当代时评发扬光大的浇花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鄢烈山笔下“纵横谈”的拓荒开天就没有《南方周末》一纸风行天下，没有李方“青年话题”的推波助澜就没有《中国青年报》今天的地位与影响，没有《南方周末》和《中国青年报》的引擎引领就没有中国当下时评的枝繁叶茂。

陈庆贵的时评与杂文，其穿透力往往不是靠疾言厉色或辛辣讽刺，而是靠贴近现实贴近人心的大实话来实现的。业余时间陈庆贵爱好读书，他家里的藏书颇丰，盘点下来竟然有五千册之多，仅各种诗集就达到百多本，这为他提供了强劲的写作动力。看他发表的时评与杂文，极具生活底蕴，因而显得很有深度与厚重感。应景文章、官样文章、隔靴搔痒、不疼不痒的时评或杂文他从来不写，有人说他是“老愤青”，他并不反感，相反乐于接受这样的称谓。他一直以为，杂文的力量来自于批判，而批判的力量来自于理性的分析。他写出的评论，标题往往特别辛辣醒目，引人入胜，立场分明，没有半点矫揉造作，故作煽情，说到底是为了读者阅读方便，观点新颖，角度刁钻，往往能激发读者阅读欲望，而不是无病呻吟，卖弄关子，那样只会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这是陈庆贵一贯的写作风格，正如扬州著名学者丁家桐在为他第三本杂文集《苍生人话》作序中写到的那样，作者的理性在于理解今天的时代，理解今天的时代需求，力求打老鼠但又不伤瓷器。作者此集文字均标有曾经发表的处所，读读这些处所所在地域也很有意思，“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这也叫理性。理解今天的时代，巧妙地拓展了血性文章的传播空间。

著名杂文家阮直有一句名言“声音是有温度的”，具体说来，当声音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表达时，那就是生命气息的音频与节奏。一个人专门说给你的话是有温度的，就算是说给公众的声音，也比一条标语更有能量。陈庆贵对此话铭记在心，付诸于实践，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力避时评或杂文的平庸化与世俗化，在追求痛快淋漓的表达方式上取得了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