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先秦史等历史文献学和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尤其注重对儒家经典《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以及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研究。

几年前，一部《发现母亲》曾经引起了非常多的思考和争论，在这本书中，作者强调了母亲的角色对于一个社会的重要意义，“由于有了母亲，世界才有了全部骄傲。没有太阳，鲜花就不会盛开；没有爱，就不会有幸福；没有女子，就不会有爱情；没有母亲，就没有诗人和英雄”。母亲的意义当然重大，然而也有不同意见，认为母亲重要，但并非全部，社会是多元而平衡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真的丢失了对于母亲意义的认知和感悟？

彭林说：“近代以来，随着反封建的潮流，随着西化的越来越加深，确实有不少人把孝道当做是封建遗留，存在着否定甚至打倒的意识，以西方的文化代替中国传统的文化。但实际上这是行不通的。一方面，并非所有的传统都是不好的，不能适应现代化的，另一方面，全盘地否定传统文化，等于掘断了我们的根，最终的结果并不是让我们走得更远，而是让我们的脚步更加蹒跚，让我们的道路更加难行。”

孝敬父母不需契约约束

北京晨报：母亲节起源于西方，这个洋节在中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您看来，这种情况说明什么？

彭林：有一年，我们清华的一位年轻教师，去法国留学，到了法国不久，他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法国人嘲笑他，为什么呢？原来在法国，当父母年老的时候，就会和子女签订一个契约，契约规定子女必须赡养父母。法国人觉得他们很有契约意识，并且嘲笑中国人不重视契约。这位中国的年轻教师向我求助，应该怎么办。我告诉他，你更应该嘲笑他们啊，赡养父母这样的事情，难道还需要契约的约束才会去做吗？在中国，这就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性也，这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北京晨报：所以说，诸如母亲节这样的节日，在我们这里其实没有必要？

彭林：是的，如果说赡养父母都需要契约的约束，孝敬父母的意识都需要有一个节日去提醒和加强，那么这样的契约、这样的节日对于中国这个有几千年孝道传统的国家，就太可悲了。

母亲情怀的特殊性

北京晨报：几年前，有一本《发现母亲》引起了很多关注，认为中国人对于母亲角色的认识和重视都出现了问题，这和当前母亲节提倡人们寻找母亲情怀也有类似，是否如此？

彭林：确实有这样的情况，近代以来，随着反封建的潮流，很多人把孝道也当做了封建遗毒，加以反对甚至是打倒，比如在文革期间，就有“打倒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这样的口号。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这种意识其实是很普遍的，包括现在，很多人意识里也仍旧把孝当做是封建遗留的产物，并不认为应该提倡，甚至应该摒弃和打倒。

北京晨报：应该如何正确看待母亲这个角色呢？

彭林：任何事情，都不能绝对的夸大和缩小，都要在一定的语境范围内去认识和讨论，母亲是和人们的生命直接有关的，她的特殊在此，伟大也在此，在这个意义上，她是无可替代的，也是母亲情怀产生的重要原因。

现代性不排斥传统

北京晨报：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其实争论也不少，有观点认为传统文化固然有优秀之处，但是要和现代生活相溶并不容易，在您看来，是否如此？

彭林：持这样观点的确实不少，但在我看来，如果不是崇洋媚外，那就是糊涂透顶。孝道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怎么到了现在反而不行了呢？传统文化难以融入现代，这是一个伪命题。在日本、韩国，这些同样是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国家，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保留和奉行，都做得非常好，在他们那里，孝道怎么就没有阻碍现代化呢？

北京晨报：是对传统的认识出了错？

彭林：理念不对，老是想把传统和现代脱离开来，这是不现实的，也是行不通的。就好像一棵树，非要把它砍成几段，还希望它能荣华繁茂，这怎么可能？并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都是需要反对的，也不是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是和现代化相悖的，人类的情感、道德、伦理，很多都是相通的，古今相通，中外相通，我们自有深厚的传统，何必要自断根基，又到别处外求？

重建和恢复孝道传统

北京晨报：移花接木的观点一直并不少，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化，匹配西方的文化似乎也有其逻辑，究竟应该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彭林：一方面，以西方的文化代替中国传统文化，以此来加强人们最基本的也是最深沉的那些情感，是不可能做到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观念，如果强要用一种代替另外一种，其结果就是丢失了我们的民族传统，丢掉了我们的根，一个没有根的民族，还会有未来吗？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当前对于孝道，对于家庭亲情的断裂现象，应该怎么样改变呢？

彭林：最重要的，就是要重建和恢复我们的孝道传统。尽管说我们近代以来对孝道、对很多传统的伦理的破坏都很厉害，但数千年的根基之下，重建和恢复并不难，而且也更加自然，更加符合我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道德价值。相反的，假如要以外来的文化去改变我们的现实，去增强人们对于亲情、对于母亲的重视，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使得孝敬成为形式。

花样翻新的形式主义

北京晨报：母亲节的很多形式和活动其实都受到了不少年轻人的认可，比如说我爱你，送一些礼物表达爱意等，这些形式难道不好吗？

彭林：表达对母亲的情感，当然很好。但是这些东西它其实还有另外一面，它会让人们觉得，只有这一天才去孝敬父母，才去表达孝心。中国是一个孝道传统非常浓厚的民族，君子有终身之孝，孝道是每一天的事情，不是只有一天之孝。倘若连回家看望父母都要拿法律去强制性地加以规定，那我们的人伦孝道在哪里呢？

北京晨报：也就是说，孝其实是一言一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无形的意识和行为之中，而不是仪式化的，或者说形式化的？

彭林：花样翻新的形式其实没有必要，还有人弄出什么现代的新二十四孝，这些形式如果不能融入到人们的意识当中，成为不必强调就自然奉行的规范，它的意义就堪忧。比如说母亲节，很多年轻人请母亲去吃顿饭，看一场电影，看一场戏，这样形式化的东西没有意义，都是城市中的人们弄出来的。要知道，中国十三亿人，九亿人在农村，那些在农村的母亲们，他们去哪里看戏？去哪里看电影？

孝道论心不论事

北京晨报：现实中，很多年轻人们异地工作，难以回家的情况也确实普遍，重建孝道，究竟要怎么做才有效呢？

彭林：首先，孝道，关键是一颗心，有心就有孝道，古人说“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事”，即便是在传统时代，也有太多的游子在外的情况，他们对于家庭、对于父母的思念和孝敬并不因此而变淡。比如徽商，他们四海经商，在外面省吃俭用，每一分汗水，每一点收获，都要带回家，让父母过上好的生活。再如国家动荡之时，多少仁人志士移孝作忠，慷慨赴死，难道他们就不孝了吗？所以漂泊异乡也好，异地工作也好，最重要的是要有心，只要有机会，就回家团聚，并不影响孝心。

北京晨报：那么就不需要有现实的一些措施去帮助人们更好地尽孝，更好地享受亲情吗？

彭林：当然也需要。一方面，要从教育做起，在过去，我们对于传统伦理道德，对于传统的孝道忽视和反对的太多了，要重建孝道，必然要从教育开始，从小孩子开始，让他们懂得家庭、亲情、孝重要性，懂得它的意义。其次，政府、社会在孝道的鼓励上有许多可以做的工作，比如房子，在新加坡，如果一家三代同住，买房子的时候会便宜很多，中国是一个有三代、四代同堂这样的悠久而深厚情怀的国家，但是现在，这样的情怀很少了，特别是年轻人，很多人讲二人世界，四个人非要两套房子，其实就是自私，所谓小家庭，就是不想孝敬。再如不同城市之间的迁徙，现在还有很多困难，假如父母到子女工作的城市，会面对很多问题，社会保障的问题，包括还有暂住证的问题等，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改善，那么我想对于家庭的团聚，对于人们享受亲情，会有很好的帮助。再次，假期的问题也很重要，不论是政府机关也好，还是私人企业公司也好，如果能够有弹性的假期，让年轻人回家团聚，总要比只有春节才回家要好得多。对于重建孝道，可能也会有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