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一些文章指出，官场小说的卖点在于政治的神秘。官场文学满足了大众怎样的心理？

洪治纲：以我对这些作品的阅读感受来说，官场小说的最大特点在于：借助道德化的精神姿态，大量贩卖各种权术和诡术。权力交易的神秘性，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因素。

官场文学的流行，未必是一件好事。它给读者提供的，并非都是对权力运作的了解，还有对诡术计谋的迷恋。很多官场小说都被奉为官场指南，即可说明问题。它对中国人的心智，未必有多少建设性的作用。有很多人将官场权术视为一种中国人的智慧，一种现代生存技能，这是一种悲哀，深远的、民族性的悲哀。

16、“武侠”之没落，隐含了人们对于超越私欲的理想的遗忘

《江湖》：在官场文学大举占领市场之时，武侠小说却呈现凋敝之势。武侠的没落，究竟是要归咎于世人不再过问江湖事，亦或大侠高手后继无人？

洪治纲：武侠之没落，事涉深远的现实伦理。中国当代 里，绝对不缺大侠高手的写作者，亦不缺这方面的想象能力，但是缺乏广泛的读者群。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世俗化、功利化的现实，严重阻遏了当代读者对侠道情怀的向往之情。

我记得在1980年代读大学时，我们同学之间，有大量的人都读武侠小说，因为那是一个理想主义高扬的时代，是人们对生命血性和精神激情充满向往的时代。但是，如今的读者更喜欢职场小说、谍战小说、官场小说，因为那里面充斥了人玩人的谋术和诡术，可以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引鉴。武侠小说的核心并不在于武，而在于侠。“侠”所包含的，是人们对超越自我私欲的一种理想，是对还世界一个公平和美好的期许。“侠”之没落，实乃隐含了人们对这些东西的怀疑，或者遗忘。

17、一个真正的 不会优先考虑政治导向

《江湖》：您在《无边的质疑》中对国内文学奖项进行了相当缜密的反思。您认为与诺贝尔文学奖相比，国内文学奖的评奖标准如何？是否有意在回避如边缘情感、特殊精神状况等“消极主题”？

洪治纲：国内的重要文学奖都有自己明确的标准，即“评奖条例”。这是评奖的基本原则。它们与诺奖的评选标准当然不一样，只要将它们对照分析就行了。很多人都不太关注国内文学奖的评奖标准，总是盯着评奖结果说三道四，我觉得很难说到关键之处。

中国文学一直深受“载道”观念的影响，虽然现在已有所改变，但并没有完全转变到审美第一的轨道上。因此，“载什么道”总是会成为人们评价作品的一个潜在标准。我记得莫言的《檀香刑》进入茅盾文学奖的终评时，《羊城晚报》曾有记者采访他本人，他很清楚地说，他的这部作品若能获得茅奖，可谓是“马长角”。这也说明，莫言对中国文学的“载道”倾向非常清楚。

《江湖》：对于“政治合格与否是获奖路上第一道关卡”的说法您怎么看？作为文学的创作者，要如何权衡政治导向的考量与艺术追求的实践？

洪治纲：我不能认同这一看法。首先，“政治合格”是一个什么标准？是主旋律？莫言的《蛙》对中国的计划生育制度、刘醒龙的《天行者》对中国式的民办教师生存都提出了尖锐的质疑，贾平凹的《秦腔》更是对整个中国的现代文明进程表达了巨大的抗拒，它们不都获奖了吗？

作为一个真正的 ，我想，他们是不会考虑政治导向的。他们更关注的，可能是人类的普遍人性和情感，是 自身的特长和优势，是他本人希望超越的艺术理想。如果一个 总是惦念着如何玩平衡，不太可能写出好作品。

18、《白鹿原》的电影改编很难成功再现小说的内涵

《江湖》：今年9月电影《白鹿原》公映，围绕着陈忠实先生所作《白鹿原》的话题再一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您如何评价电影的改编？而1997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白鹿原》以修订本的姿态获奖，您又怎么看这一“不是伤筋动骨式的修订”？

洪治纲：非常抱歉，这部电影我没有看。据我以往的经验，任何影视都很难成功地再现小说的内涵，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经典小说总是被不断翻拍的缘故。每一个后来的改编者，其实都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解读。

《白鹿原》在我心目中是一部较为经典的作品。至于它在获得茅盾文学奖时，必须接受修订要求，主要还是因为那一届茅奖的评奖标准所限制，我记得其中的第一条就说得非常明确。

《江湖》：您在《余华评传》中也提到，余华在鲁迅文学院读书期间，最大的收获是意外地接触了不少外国现代电影。您是怎么看文字与影像间的关系作用的？

洪治纲：文学与影像之间虽是两个不同的艺术类别，但总有一些启发性的关联。事实上，现在的文坛中，就有不少青年 的作品带有某些域外影视构架的痕迹。这并不奇怪。余华是1980年代到鲁院读书的，那时候大量的域外电影尚未进入中国，有些现代电影所提供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无疑会给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19、不应把文学奖项看得太重

《江湖》：您说过，“评奖即引导即提倡”的说法有违创作规律，要转变为“评奖即鼓励即关怀”。中国文坛应当鼓励什么？关怀什么？

洪治纲：事实上，我一直主张 不要把文学奖项看得太重。获奖了，说明你的创作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同，高兴一下。不获奖，但作品依然在重印，在发行，同样也不错。余华在国内并没有得过什么奖，他的《活着》已经发行四、五百万册了，有很多获奖作品的发行量，可能只是它的一个零头。

对于中国文坛来说，依我的看法，应该鼓励真正意义的创新，用一些年轻 的时髦话来说，就是“敢于冒犯”，冒犯一些艺术陈规，冒犯一些传统观念，冒犯一些庸常经验。无论是学界还是管理者，都应该给那些创新者给予精神上的关怀和支持。一个没有创新精神的文学，只会产生经验意义上的惯性写作。

20、莫言小说的魔幻意味不见得是受拉美爆炸文学的影响

《江湖》：您在《守望先锋》中用很大的篇幅评论了莫言先生的《檀香刑》。您称这是“莫言对中国当下先锋文学的再度开拓”。比起《蛙》或《丰乳肥臀》，您会更推荐这部作品吗？在您眼中，莫言是一位怎样的先锋 ？

洪治纲：在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发布会上，瑞典文学院认为，莫言的创作“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这句评语被很多媒体频繁转述，甚至被人们解读为莫言深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莫言小说具有魔幻意味，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否深受拉美爆炸文学的影响，我以为，尚可商榷。因为从早期的志怪小说一直到后来的《聊斋志异》，中国传统文学中其实也充满了大量魔幻的成分。这类魔幻意味颇浓的小说，未必不会对莫言的创作产生潜在的影响。

魔幻即是一种反经验的存在，也是一种非理性的存在。它与小说的虚构性常常不期而遇，并能帮助 在处理复杂的现实生活时，巧妙地实现某种诗性的飞跃。莫言的很多代表性作品，都充分依助于这种叙事策略，传达了创作主体内心中某些言说不清的东西。这些言说不清的生存境况，很多时候属于 的直觉体验，具有鲜明的感性特征，但是在莫言的笔下，却能转换为异彩纷呈的审美世界。这是莫言的独异之处，也是莫言对中国文学的一种开拓性的贡献。事实上，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莫言就一直秉持自身的艺术直觉，不断地对现实经验及其常识发出挑战，在泥沙俱下式的叙述语流中，颠覆了一个又一个现实世界。

作为一位专业读者，我读莫言的小说，并不特别在意其中究竟借鉴了哪些叙事传统，也不太在意作品中的奇幻成分，而更为在意他是如何处理那些中国人所熟悉的经验，以及这样处理的思想动机及其审美效果。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我比较喜欢的，是莫言的四部作品：《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和《生死疲劳》。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以及毫无顾忌的叙事姿态。用鲁迅的话说，这是作者在天马行空的心灵境界中进行的创作，可以很好地检视出莫言的想象能力、思考能力以及叙事的驾驭能力。至于其它的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我以为，其创作过程中的主体精神多少受到了一定的钳制。

21、将“抄讲话”与“独立人格”联系在一起未免过度阐释

《江湖》：社会上部分人评说莫言时总喜欢拿“抄写”说事，有人甚至质疑莫言获奖的公正性，认为中国 与政治靠得太近。您怎么看这些说法呢？

洪治纲：很多记者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一直不想回答。但是，在此，我还是愿意说几句：一是中国社会文化结构中，情感作用非常大，李泽厚甚至以“情本体”来讨论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当 出版社提出这个计划，并广泛邀约 朋友们抄上一段，设身处地地想，一般人都会因情面关系而写。二是很多人将抄讲话与独立人格联系在一起，认为抄了讲话，就是谋取某种资本，丧失了 自己的独立精神，这未免有些过度阐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