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50后”、“60后”、“70后”和“80后” 的代际差别，包括他们的精神视野、主体意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本人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的拙作《新时期 的代际差别与审美选择》。在该文中，本人试图努力揭示这几个代际的 在创作上的不同差异，以及加强代际交流的设想。

5、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我就是“深度宅男”

《江湖》：您个人喜欢读什么类型的书籍？最近面市的一些文学当中，有没有您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作品？

洪治纲：总体而言，我个人比较喜欢文史方面的书和20世纪以来外国 的小说。文史方面的读物，不一定要读那些正统的文化或历史著作，可以读一些个人化的历史笔记或文化随想。像今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读了《银元时代的生活史》和《安持人物琐记》这两部文史书，都是记录当年上海滩上的人和事，既有史料价值，叙述也很生动，不亚于小说。

在近年来面市的一些文学书籍方面，我读后比较喜欢的，是美国 菲利普.罗斯的《教授三部曲》，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该出版社一直在推出一系列小型的精装书外国小说，都很不错，像日本金原瞳的《裂舌》，其叙事的精致和内蕴的丰沛，中国当代 还很难达到。

《江湖》：除了读万卷书、评天下事外，您在平日里还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吗？

洪治纲：身为大学老师，除了教学之外，我的主要兴趣就是读书，偶尔写些自己觉得应该谈谈想法的文章。我不太喜欢喧闹的生活，也不太适应现在的很多会议，自我的日常生活是极其程式化的，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就是“深度宅男”。

6、在这个人人渴望快速成功的时代，文学算不上雄厚的资本

《江湖》：您觉得作为文学批评家与教书育人哪一个更具有挑战性？

洪治纲：说实在的，这两个角色都非常具有挑战性。

要做一个比较踏实的批评家，在当下的现实中，必须要拥有足够的精力和兴趣去阅读作品。现在的 都很勤奋，每年发表的作品数量庞大，如果不能有效地了解和阅读，你的评论很难作出稍稍准确的判断。同时，你还需要良好的艺术感受力和较为丰富的知识储备。否则，在针对具体作品或 进行评述时，你很难获得一种令人满意的阐释。批评的最难之处，不在于说好或坏，而在于说出为何好或为何坏。这不是简单的判断，而是基于诸多文化知识的分析和辨别。

要做一个比较合格的教师，也同样非常艰难。与其它热门专业相比，文学并不能给学生带来直接的、物质性的利益，而同时，对于那些“80后”、“90后”的学生来说，就业压力以及渴望成功的社会思潮，又加剧了他们对专业的疏离感。在这种情形下，我的想法是，教师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激发学生的专业兴趣。如果学生对专业没有任何兴趣，根本不喜欢文学，那么，身为教师，我觉得是失败的。当然，要让每位学生都有浓厚的专业兴趣也是不现实的，但至少要让一部分同学对文学感兴趣。有了专业上的兴趣，再苦再累的学习，都会有满足感。这些年来，除了本科生的教学之外，我带了近20位的硕士和博士，在激发他们的专业兴趣上，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总体而言，却没能掌握一套完整的方法，所以有时候会很沮丧。没办法，在这个实利化的时代，文学实在算不上什么雄厚的资本。

7、评论家受人景仰不靠文风占优，而是思想上有所建树

《江湖》：您曾是一位诗人，许多人在拜读您的批评文字时认为您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学院派评论家，您是怎样给自己定位的呢？

洪治纲：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认真想过。什么是学院派批评家？是不是他们的评论注释多一些？表达艰涩一些？但我一直认为，批评家也像 一样，其行文风格通常深受自己个性的影响，有的喜欢长句，有的善用短句，有的激情洋溢，有的冷静思辨，有的擅长宏论，有的精于微观，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模式或格调。譬如，李健吾的文风质朴无华，清晓明畅；朱光潜的文风幽婉从容，还不时夹杂一些方言词汇；宗白华的文风激越华美，动辄“星天云月”一番……很难说哪种表述更好，哪种文风不佳，只是都富有个性罢了。而他们之所以令人景仰，并非文风占尽优势，而是思想上确有建树。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批评的文风问题就不重要。因为现在的某些批评，确实存在着晦涩难懂、语焉不详、绕来绕去、草率粗鲁、云遮雾罩等问题。但是，细究这些问题，我觉得大多数不只是单纯的文风问题，而是作者的思考问题。也就是说，批评家没有潜心地研读评判目标，没有深入有效的个人思考，没有明确严谨的价值评判，于是，只好通过一些故弄玄虚、貌似深刻的表述，掩饰自己苍白的思想。用常人看不懂的“批评话语”，唬住没有“学问”的一般读者，这是少数批评家惯用的伎俩。但是，这类伎俩，从根本上说，终究不是文风问题，而是人格问题，因为它失去了探讨艺术所不可或缺的“诚实”。奥登说：“一个人尽可以写诗或小说，写他的伊甸园之梦，那可是他自己的事，然而一旦他提起笔来写文学批评，诚实就会要求他将它展示给读者，以便让他们有所凭借，对他的判断作出判断。”没有思考或思想苍白的人，当然不希望别人“对他的判断作出判断”，所以将批评弄得桀倔聱牙，是他们寻求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

在我心里，像朱光潜先生的《谈文学》、宗白华的《美学散步》，都是写作的范本。虽然我也想学这种行文风格，但还是学不到，比较遗憾。

8、批评的阐释功能远比简单的判断更重要

《江湖》：有人说，批评是一种承担。那么支撑您承担起批评之责的动力是什么？

洪治纲：说“批评是一种承担”，可能太大了。文学批评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我觉得，英国诗人奥登所说的一段话比较科学。他认为，批评家的功能就是“使我相信，由于我没有很好地阅读，我低估了某个作者或某部作品”，或者“对一部作品进行‘阅读’，以增加我对它的理解”。我之所以很赞同奥登的这番话，因为它强调了批评的阐释功能远比简单的判断更重要，对文本的尊重远比个人的趣味更重要。的确，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批评就是利用批评家的专业知识和在长期的阅读实践中逐渐完善的审美标准去解读批评对象，阐释自己的理解和想法，“说明艺术品‘成长’过程”，或诠释“艺术与生命、科学、经济、伦理、宗教等等的关系”（奥登语）。也就是说，它是建立在对批评对象的细读之上，通过认真的研读和专业化的分析，并自始至终围绕自己的批评对象来发言，而不是动辄就套用自己先在的观念，以“旁骛八极”的方式标榜自己所谓的“学识”或唬弄一般的读者，更不是抓住一两个所谓的“细节”问题便粗暴地对文本加以否定。

我之所以选择文学批评作为自己的专业，一是因为自己的文学兴趣，二是因为自己偏爱胡思乱想。说实在的，我非常喜欢文学，也发表过一些诗歌和散文，还为报纸开设过随笔专栏，现在也不时地写些散文随笔。这种专业兴趣当然离不开很多老师的启蒙。有了这种专业兴趣，我觉得读书和写作就是一种乐趣。此外，动力可能还来自一些专业读者的肯定。有些读者认为你的批评“很到位”，对某些问题的揭示“有启迪性”，这会给你增加不少的信心。

9、批评不是“行善”而是“求真”

《江湖》：艾伟先生在《崇高或诙谐——洪治纲印象记》中表示，您的“赞扬和批评同样慷慨”。您自认为是一位不吝赞美之词的人吗？

洪治纲：艾伟先生比较了解我，当然他也时常嘲讽我。就我个人而言，“歌德派”和“酷评派”的帽子，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我是一个比较率真的人，喜欢的作品不免会慷慨地赞美一番，主要是想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喜欢的作品，有时不予置评，有时则毫不含糊地提出尖锐的质疑。所以有人说我过于“较真”。但是，我想，如果批评不能“求真”，专门去“行善”，未必就有意义。如今的文学评论之所以常常受人诟病，主要是求真的勇气和智慧越来越稀薄，为此我也时常反省自己。

10、孔子被放在《史记》的“世家”，是因为司马迁的个人偏爱

《江湖》：您曾为多年好友余华先生撰写《余华评传》。在为自己所熟识的人物写传记时，您是怎样尽量避免主观好恶的？

洪治纲：其实，余华与我之间并非外界想象的那样，虽然我们关系不错，也时常交流文学或其他话题。自从写了《余华评传》之后，很多圈内朋友都认为我与余华的关系极为特殊，为此，常有人找到我，希望我来帮他们联系余华，解决这事那事，让我十分为难。以我对余华的了解，他也不喜欢与评论家走的过近。

在写作《余华评传》之前，我对余华的生平并不是特别熟悉。为此，我数度到他的老家嘉兴海盐，采访他的父母、哥哥和同学，又到嘉兴市文联采访相关的同事。我至今还保存了30多盒微型录音带，都是当年采访的记录。同时，余华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无论是在书面上还是现场提问，他都极为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