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民：您还有描写近代以来西方人在中国的活动的《中国屏风》系列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骑飞鱼的人》、《贾奈达之城》、《时间的囚徒》，以及描写成吉思汗在中亚和中国著名道人丘处机会面的历史小说《长生》。您能谈谈您写这些历史小说的动因和主旨么？

邱华栋：某种题材写多了会产生厌倦，对当下现实瞩目久了，视觉都会疲劳。于是我就想写历史小说了。这也是对自己的创作的丰富和挑战。二○○○年之后，一段时间里我很喜欢阅读外国人来华见闻录，于是就萌生了创作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的系列小说。

我这个“中国屏风”系列前三本《单筒望远镜》、《骑飞鱼的人》、《贾奈达之城》于二○○七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第四本《时间的囚徒》今年写完了初稿，明年完成修改。到时候我把前面的三本也集中修改增加篇幅，一起出版。这个系列的四本长篇小说，我写了一八四○年以来，以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节点和重大事件为背景，分别以两个法国人和两个英国人为主角，可以看到西方和中国近代以来的紧密联系。比如，《骑飞鱼的人》是以太平天国为背景的，《单筒望远镜》是以义和团事件为背景的，《贾奈达之城》以一九四七年为背景，《时间的囚徒》写了一个混血儿右派和法国的一九六八年红五月的故事。我的历史小说的观念，是我比较注意“历史的声音肖像”，实际上，任何历史小说，就是当代小说。所以，我在写这几部小说的时候，非常注重人物内心的声音和意识，这是我向我心仪的法国 尤瑟纳尔的学习和致敬。可以说，我左手写一本当代题材的小说，右手就要写一本历史小说，这样的换脑筋十分愉快，对于一个比较职业的、长期的写作者很必要，也是我想超越自我的一种努力。

《长生》是一部十五万字小长篇，最初的萌芽来自我大学时期对丘处机的诗歌的研究。后来，我又想写一部从汉代到唐代的西域演变的三卷本的历史小说《流沙传》。《流沙传》我构思很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动笔，还在积累材料、史料和感觉。因为时间所限，我去年先以丘处机一二一七年前往阿富汗面见成吉思汗讲道为线索，写了这么一部历史小说，就是为了找到我要写的更长的历史小说的语感和其他感觉。这本小说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有道教、政治、历史、诗歌等等，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小说。此外，我还在创作一个系列的中短篇历史小说，在《花城》杂志上发表了一个中篇小说，以埃及法老图坦卡蒙为主角，叫做《安赫森纳阿蒙》。这个系列一共十篇小说，其他的主角是李渔、韩熙载、鱼玄机、阿兹特克人等等，我要专门出版一本历史小说集。

我还对亚历山大大帝感兴趣。我有一次梦见了他，他在梦中对我说：你应该写我。醒来之后，我决定写一本关于他的历史小说。我看了很多关于他的材料。今后如果有时间，我还要完成亚历山大在梦中对我的托付。

周新民：“历史的声音肖像”这个提法很有意思，您能详细解释下它的内涵么？

邱华栋：“历史的声音肖像”是我写的一篇关于法国 尤瑟纳尔的万字随笔的题目，是我对她的小说特点的概括。她是一个历史小说家，有长篇小说《熔炼》、《哈德良回忆录》，以及《北方档案》三册。她的作品的特点是以内心的活动，进入到历史人物，比如古代罗马皇帝，比如中世纪炼金术士的生命感觉里，让千百年前的历史人物完全活了，以历史人物的内心声音，绘制出他们更为丰富的声音肖像。这一点和我们的一些历史小说重视外在的动作的写法完全不同。其实，历史小说就是当代小说，因此，以当代人的感觉写古代的人，这就能够接近“历史的声音肖像”。

周新民：您的长篇小说《教授》是一部对于当代知识分子做出了深刻观照的作品。它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您创作视野的转变？您是否认为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出了问题？

邱华栋：每个 都有自己的创作资源。我的创作资源和观察对象就是城市的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我那几部当代题材的长篇小说，分别以流浪艺术家、电影导演、媒体记者、大学教授为主角，可见我的题材取向。《教授》本来名为《叫兽》，但是太刺激了，就被出版社改为《教授》了。小说中，我是以一个文学教授来看待经济学教授的视角，来观察与利益集团结盟的知识分子形象。不过，我没有写成官场小说，而是写了经济学家的家庭问题，通过家庭来投射社会生活在个人生活中的影响。

我的确觉得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出了问题，因为在社会利益分化、瓦解、重组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作为皮上的毛，作为附庸是要选择的。那么，知识分子的附庸性，以及知识分子的软弱和道德上的困顿与堕落，比一般的人要更加触目惊心。这本小说表达了我的忧虑。你看，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有毒食品，水和空气也坏了？这些人赖以生存的东西都有毒了，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心也有毒、也坏了？在这个问题上，我非常担忧，痛苦，我觉得，重建社会道德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也包括知识分子的道德重建问题。

周新民：您的文学作品视野广阔，思想深刻，表现方法多元。我想和您谈谈您文学创作的思想与艺术的资源问题。您曾说过，您十二岁就看过《红楼梦》、《三国演义》，然后看过大量的戏剧、古诗。您能谈谈中国古代文学给您的影响么？

邱华栋：我觉得古代文学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一直在进行，也是我很少谈论的。因为我就是一个中国人，我们自己的文化文学传统是我血液里的东西，不需要认真地强调出来，因此，我谈论外国文学和当代文学比较多一些。

我记得上小学我就喜欢听各类评书，那都是关于中国历史的传奇。刘兰芳、单田芳、袁阔成等成为了我的听觉导师。小学五年级，我读了四大名著，半懂不懂。后来自然地学习了古代文学的各个阶段的精华作品。不过，我后来对明清小说进行了认真的搜集和研究。《金瓶梅》自康熙竹刻本以来的版本，我有四十多个，大都是线装的，我可能会写一本关于《金瓶梅》的研究著作，看以后的兴趣了。我对明清世情小说的发展和演变到近代、现当代文学的线索，一直很感兴趣。一度我的博士论文还想写这个，后来和导师昌切老师商量，最后还是改成了对拉美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比较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成就非凡，但长篇小说的高峰也就是《金瓶梅》和《红楼梦》。我看来看去，对古代小说比较失望。不过，其中也有值得借鉴和发扬的元素。莫言就找到了章回体的优势，又找到了现代小说的语调，他“大踏步后撤”到传统小说里寻找资源，是成功的。对于我，我似乎对明清杰出的世情小说里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对器物、心理、时间和结构的把握，要更有兴趣。不知道在我今后的创作中能否体现。

周新民：您曾写过大量的有关外国文学的随笔与评论，还出版了谈外国文学的随笔集《挑灯看剑》和三卷本的读书笔记《静夜高颂》。您最喜欢的外国文学 有哪些？哪些外国文学 作品对您产生过影响？

邱华栋：是的，我从十岁左右就读过美国 马拉默德的《伙计》，又叫《店员》，从此喜欢上了外国文学。这很简单，因为外国文学能够让我感觉到新奇、陌生和差异性。此外还有技术上的因素。我是详细地研读了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派文学几乎所有的重要 作品，从中清理出一个线索，就是我自己称之为“小说的大陆漂移”。我发现，从二十年代的卡夫卡、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到四十年代的福克纳、海明威，到一九六○年代的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首的拉美文学大爆炸，再到八十年代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兴起和印度、非洲本土与英语文学的兴盛，你看，这一百年的时间里，存在一个时间上延续和传递着某种现代主义的文脉与影响，在地理上，则明显有着大陆之间转换和漂移的现象。这是我的独到观察，是建立在我广博的阅读基础上的。

我对二十世纪人类小说的发展做了详细的阅读。我的三大本《静夜高颂》原名是《小说的地理》，出版时被改成了现在这个名字。八十万字的篇幅，分为欧洲卷、美洲澳洲卷、亚洲非洲卷，收录了我对六十六个小说家的读书评论，还附录了这些 的中译本的全部目录。是很好的资料，写小说的应该看看。至于我喜欢哪些外国 ，可能是太多了的缘故，我就不说了。不过，我对拉丁美洲文学和东欧文学有所偏爱。

目前，我又开始系统地看十九世纪的 作品了。我圈定了接近三十个小说家，像左拉、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雨果、莫泊桑、勃朗特等等。我想再写两册关于十九世纪杰出 作品的读书随笔，这样，我就可看出人类小说两百年的发展历史，和大 之间的互相的影响的隐秘线索了，这对于我个人是一个兴趣所在，可能对一些读者和同行，也很有帮助吧。

周新民：您出生新疆，成长在新疆，您能谈谈您的家乡给您创作的影响么？

邱华栋：新疆是我的出生地，对我精神的养成、性格的形成十分重要。我几乎每年都要回新疆一次，每次都在不同的地方走一走。今年去了库尔勒、若羌和楼兰古城看了看。我的父母亲是河南人，他们是五十年代进疆的支边青年，我就出生在乌鲁木齐郊区的季节河头屯河的边上。每年夏天这条河都泛滥着从天山上冲下来的洪水，到了秋冬季节，就是干枯的河流。

作为一个 ，我可能会从比较小的角度、比较私人的角度切入到对新疆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的表达。目前还在观察、积累和构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