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回到现实主义

重庆青年报：作为先锋派 ，你说“先锋”永远都不会死，会有一代一代的年轻 加入。那你现在还把自己归到“先锋”这个词里吗？

格非：如果“先锋派”是指上世纪80年代余华、苏童这批人的作品，这个时代确实已经过去了。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在写作。而“先锋”是指 不断探索、不断变化，去寻找适合自己表达的东西的追求和状态，这是不会完结的。当然我也希望自己不断变化。

重庆青年报：但你的变化，即你在近作江南三部曲中“语言上做了一些调整，叙事也尽量做到平实”的这个变化被认为是一种“倒退”。你自己觉得自己是否在实验性上停滞了？

格非：我从来不认为我（现在）的作品就回到了所谓的、传统的现实主义。包括《人面桃花》，大家觉得变化最大的一部作品，我觉得我是把现代主义的资源和中国古代的写传记的传统章回体、西方19世纪文学的大量阅读带给我的经验融合到了一起。你要知道，现代主义只不过存在了一百年，可是文学存在了几千年，你为什么因100年的东西来把所有其他东西扔掉？这没道理。

重庆青年报：未来你会考虑回到风格化的叙事里吗，像《褐色鸟群》那样？

格非：有可能，但这不是我主要考虑的方向。我写《褐色鸟群》的时候就24岁，世界还没有向我展开，充满了奇奇怪怪的想象的东西，我今年已经50岁了，有非常多的东西等着我去处理，我在构思的时候会出现很多个念头。

重庆青年报：你考虑的主要方向是？

格非：我是希望综合，把《褐色鸟群》的那些东西、现代主义的东西放在一起，让它更加成熟，我希望写我能写好的、自己愿意写的东西。一个老年人去伪装成一个年轻人是很可悲的，我是很看不上的。

知识分子没有守住清高

重庆青年报：我注意到你作品里经常用到两个情节，非正常死亡和发疯，你对这两种极端状态是怎么考虑的？

格非：对所有的人来讲，死亡应该是最大的问题，但我们所有的人都把它忘了。人如果不考虑死亡的话，这个生存是没有意义的。文学关注两个层面的东西，一是社会现实，反腐败、环境污染，这能帮助社会进步。一是人的存在性。即便这个社会进步了，你还是会死，即使在一个民主社会你还是会出车祸。对生命的理解是文学永久要处理的一方面。所以我写死亡一点也不奇怪。

而从哲学上来说，“发疯”是一种文化的规定、政治的规定。这个社会归顺的力量越来越强，需要把所有人都变成相似的正常人，让你守纪律，让你变成同一个人。一旦出现例外，就是疯子，我们不想了解他。但在我看来很多疯子才是正常人，很多正常人是疯子，因为他们把一生的岁月白白地打发了。

重庆青年报：你的旧作《欲望的旗帜》与贾平凹的《废都》、阎连科的《风雅颂》都写了知识分子的阴暗面，为什么 那么喜欢关注知识分子这个群体？

格非：如果你觉得整个社会都在堕落，而知识分子却能够独守清高，那是很荒谬的。社会的堕落、变化一定会影响高校，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高校可能更为典型，只是知识分子更懂得怎么隐藏他们的虚伪。而描述社会的真实性，把这种不为人知的东西揭示出来本就是文学的任务。

重庆青年报：为什么我们写打工者、农民时，都是尊敬的、同情的，但写知识分子多是批判？

格非：这里有意识形态的内容。有些人就是以表扬农民为己任的，他觉得表扬农民总没错。有些人根本没在大学待过，就去大写大学的阴暗面，一骂知识分子，大家都在叫好。

所以，文学它除了要求你把你所经历的进行真实性的表达，还要看看你的表达是否有效，是不是能够震撼人的心灵，让人感到尖锐的、强烈的印象。我并不认为说你描写底层了、为无产阶级说话了你就一定好，有很多人通过追求政治正确性来掩盖创作上的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