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旅居国外的华人 成了当代文坛上一道别具风味的风景。《唐山大地震》原作小说《余震》的作者、旅居加拿大的温州女 张翎近日来京携手 出版社推出最新长篇小说《阵痛》。

善于探求痛感背后的层次，不满足于生活肤浅的安慰，是张翎善于写作的内容，这在《余震》中已让人有所了解。以《阵痛》命名的新作中，张翎书写了从1942年到2008年，三代身份、际遇迥异的母亲，经历了同一种形如铁律的宿命：三次不同寻常的情感和孕育经历，三次传奇般的徘徊在生死边缘的痛苦生产磨难。三代女人，生在三个年代，又在三个年代里生下她们的女儿。在她们串起的70年人间的悲欢离合中，折射并概括了历史的风云变幻，人世的风波险恶，生命的无常无奈，和足以洞穿一切苦难困窘的母性的坚忍不拔。男人是她们的痛，世道也是她们的痛，可是她们一生所有的疼痛叠加起来，也抵不过在天塌地陷的灾祸中孤独临产的疼痛。男人想管，却管不了；世道想管，也管不了。不是男人和世道无情，只是他们都有各自的痛。

在很多个时代的生活中，很多人似乎想着如何忽略、逃避痛感，因为痛感实在太多。对于在痛感中生活的人们，却恐怕并不仅能以无奈就可以概括。在接受北京晨报记者采访，谈及一再书写过的生活之痛时，张翎说道，对待痛苦的最好的方式，是怎样学会和痛苦共存。身上扎了一根刺，但你就是拔不出来，而且不是每根刺都能拔出来的。那你的余生就是学会怎样跟这根刺共存，这也是需要力量的。“我想写的是，带着这根刺，还活得下去，这个我认为是力量。”

于是不仅写痛，还写与痛的共存。不仅写痛苦，仍然有希望和力量。张翎如此评价她笔下的女性：男人会为一个理想，为一个所爱的人，可以悲壮地献身，女人却会为爱的这件事情卑贱地活着，这就是很大的不同。在乱世里死了是最容易的事情，可是活着是非常非常难的，这些女人怀着一个小小的希望，真的是非常卑贱的希望，非常小的希望，她就是想我的孩子将来等她们长大的时候，她们生孩子的时候能够在一个太平世界里面，能够在正常的环境里生下孩子。这听上去似乎不那么崇高，男性的力量表现在呐喊，女人的反抗方式是隐忍。

勇气，是带着刺活下去

谈生活

生活不是简单对错

北京晨报：您的小说中，展现了一种女性在生育及生命中的坚忍，但是在当下，一些新时代女性抗拒这个传统，抗拒生育这点您怎么看？

张翎：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进步是多元，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选择，每一个人都不需要对别人的选择做出判断，但是只要对自己负上责任就好。

北京晨报：那么抗拒生孩子是不是错误的？比如您其实写道在乱世中，女性靠着这些坚忍活下去，有没有一种价值上的判断？

张翎：我比较不愿意使用正确、不正确这样的词，人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灰色地带里，时代越进步，灰色地带就越宽广。彼此的判断就显得不那么严厉，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选择，背后应该有他生命的意义，我们没有活过这个人的一生，不能替代他思考他生命的选择和意义，对你所选择的生活负责就好。那些现在的新女性，其实有的还不如民国时的女性开放，比如林徽因那个年代。

生命需要怀有希望

北京晨报：写《余震》的时候，有种感觉，您不愿意放弃对疼痛的探求，不愿意接受肤浅的安慰，但在这里，您说到乱世中的希望，这里究竟是什么呢？

张翎：是孩子，生命的延续。男人会为一个理想，为一个所爱的人，可以悲壮地献身，女人会为爱的这件事情卑贱地活着，这就是很大的不同，在乱世里死了是最容易的事情，可是活着是非常非常难的，这些女人就是怀着一个小小的希望，真的是非常卑贱的希望，非常小的希望，她就是想我的孩子将来等她们长大的时候，她们生孩子的时候能够在一个太平世界里面，能够在很正常的环境里面生下孩子，因为我书里面的三代女人都不是在正常的医院里面，正常的环境里面生孩子，那么她对将来的希望真的是那么微小，卑贱的希望，使她们能够活下去，可是很遗憾，她们这种卑贱的愿望到时候也是没有能够实现。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乱世在里头，那每一个乱世里边不管天塌地陷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总有孩子是不顾一切也要出生的，所以女人这些卑贱的愿望也没有实现，总不能落到实处。

我想如果我们都是靠着对于苦难经历的回忆活着，我们可能早就死了，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有希望才能使这些女人能够卑贱地活下去，坚强地活下去。我们会死于经历，但是我们会活于希望。女人没有资格死，孩子要靠着她。听上去不那么崇高的希望，不是希望国家、世界什么。男性的力量表现在呐喊，女人的反抗的方式是隐忍。

生存勇敢面对问题

北京晨报：《余震》里面，主人公带着疼痛继续活下去，有一种无奈，一种人生感慨在里面，这里也是，那些女性经过了艰难的乱世，甚至孤独的生产过程，各种人生之痛，那她们活下去，虽然说带着希望，但是不是也有无奈的地方？

张翎：我觉得对痛苦的最好的方式，是怎样学会和痛苦共存。比如你身上扎了一根刺，但你就是拔不出来，不是每根刺都能拔出来的，那你的余生就是学会怎样跟这根刺共存，这也是需要力量的。我想写的是，我带着这根刺，还活得下去，不是有这根刺我就要一头撞死，而是有这根刺我还得活。这个我认为是力量。无论新时代女性，旧时代女性，这个价值我觉得挺普世的。因为这个世界，刺是不可能没有的，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个特殊的刺，我们常常会说，如何对付，把这个刺拔出来，解决问题，但有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我们还是要面对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勇气就是，我们还得活下去，余生就是要带着这根刺，但还是得活下去，这是件挺难的事情。

谈写作

人物要有历史背景

北京晨报：那么历史背景在您的小说中是什么作用？

张翎：从我自己来说，我总觉得我叙述的故事是树枝和树叶，要用树来形容一部小说，如果我不涉及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的话，我总觉得树是没有根的，纯粹是个人的审美偏好，我总觉得一棵树没有根我很难写小说。比如说这部《阵痛》，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写三个女人生孩子的故事，我觉得命运是一条线，它是绑在这些女人身上的，就是说女人挣扎来挣扎去都跑不过这根线的，如果我只是单纯写女人，而不写控制女人的这根线，总觉得立不起来，所以我总会在小说里边牵扯到控制个人举止的这种背后宿命的力量，其实也就是你说的历史背景，我觉得我的担当在这个方面。可能每个 不一样，我觉得我不能单单写一棵树，我必须从树的叶子开始写到枝、干，这是个人审美偏好。

灵感有关家族故事

北京晨报：作为旅居在海外的 ，您写小说很多时候是要去国内外各地采风的，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张翎：这本书写到我的故乡，也写到巴黎，因此去了故乡也去了巴黎采风。这本书写了大概14个月，但采风并不是要找具体的人，而是比如要对巴黎这个城市有所了解，并且对书中涉及的一些接生的技术性细节要有所了解。我在小说创作手记中写道这本书的灵感是怎么来的，与家族的故事有关系，但这里的故事都是虚构的，只是一些坚强、勇敢，母亲家族一些女性的素质，多多少少会在我的小说中有一些很深的痕迹。

写作为了回到故土

北京晨报：您现在每年在国内的时间大概多长？

张翎：长的时候几个月，短的时间就几天。我看见一些 讲述他们离故乡很远的时候他们书写的东西，最终还是故土，在故土写故土相对于离开故土写故土的 ，这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一个很好的讨论话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说过一句话，翻译成中文大概的意思是：离去和流浪都是回家的一种方式。这句话对我的印象也是很深的，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离去和流浪是离开故土，回家的一种方式他是指写作，就是说人回家的路途有很多种。对于我，印象中的温州现在已经不存在了，那是童年的记忆，现在我们看到摩天大楼，柏油马路，车水马龙，但这已经不是我童年记忆中的故乡了，那么我怎么回到童年记忆中的故乡，我就是只能靠我的写作。时代的发展对故土的侵蚀速度是很快的，我作为 是有一个保存记忆和故土的担当在里头，我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写作，这是一个谁也不能够改变的东西，一旦我的故乡作为我个人的主观印象固定在我小说里的时候，它已经不太可能被工业化的进程来侵蚀了，我个人除了对历史的担当之外，我觉得保存记忆也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