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士月刊中还原历史
重青：为什么要写这本书？除了作为弗雷德里克孙子之外，您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坚持到现在的动力是什么？
马克：1986年第一次去法库，发现祖父教堂还在，房子还在，学校还在，我问了很多老人“您记得他吗？”发现很多人对他有记忆。尽管1942年到1986年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他的痕迹还在。大概是在那时候，我决定要写出来。
重青：在写作当中有没有遇到困难？
马克：事实上，写作起来很简单。我们两次到爱尔兰教会的总部图书馆查找资料，它有完整的历史材料，传教士的月刊。他们每个月要写报道，写医院的情况、教会的情况，张作霖、张学良做了什么，日本人做了什么。我看了从1897年开始到1942年的每个月的月刊，里面有很多祖父写的报告。所以就很容易写。
传教士有没有“左手鸦片”？
重青：这本书里面是否对传教士有一种雷锋式的描写，过于神圣化？
马克：传教士到中国以后，当地的教会没有什么钱，要靠爱尔兰的教徒提供援助。所以他和别的牧师的报道都报喜不报忧，如果报忧，爱尔兰的教徒会想“我为什么要援助啊？我们的钱没有好好地利用啊”。我相信刚开始一定会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他没写，因为还要爱尔兰支持他。
重青：1942年您祖父回去，有没有对自己在中国的十多年进行回顾？
马克：1949年，所有外国人牧师被赶走，爱尔兰长老会和别的教会有很大的反响。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爱尔兰长老会有非常全面的回顾和自我批评。他们分析这不只是政权更替那么简单，还有更复杂的原因，比如我们犯了什么错误。
我来中国的时候，有人说外国牧师左手鸦片，右手《圣经》。我开始不太了解，到后来我发现他说的有道理，就拿1886年《天津条约》来说，外国的牧师有权利在整个中国做传教的活动。清朝政府其实是不愿意给他们这个权利的，但外国军队逼清朝政府同意。所以从这个角度，外国牧师的出发点是不好的，但结果是好的。
中国人从被传教走向传教
重青：您在书中提到过去是外国人向中国人传教，但是现在历史已经反转了？
马克：你去法国、德国也好，英国也好，会看到很多漂亮的教堂，但星期天你去教堂会发现没什么人，或大部分都是老人，并且很多教堂已经关闭了、卖掉了，变成了健康中心、宾馆、餐厅。以前教会力量很大，现在衰退了。
我去了很多地方，接触当地的牧师、教徒。他们告诉我，现在中国有七八千万的基督教徒。有一次，我在爱尔兰长老会总部，看到许多华裔小孩，当时牧师告诉我说这些小孩现在在向爱尔兰人传教。
重青：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衰退？
马克：有很多的因素，一方面在欧洲历史中，宗教的作用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比如宗教战争等。最近几年，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主教性侵儿童的丑闻，很多人看到这个就会想，你怎么能谈耶稣，谈道德？但在中国或者韩国就没有这种历史的负担。
文、图/重青记者 罗欢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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