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国特情文学之父”麦家当选浙江省作协主席,并推出了随笔集《非虚构的我》展现了他的成长之路 。 “小说家应该是三轮车夫,一路骑来,叮当作响,吆五喝六,客主迎风而坐,左右四顾,风土人情,世态俗相,可见可闻,可感可知。”他在书中如是说。这一次,他的三轮车带着读者一路回溯到了在学校度过的童年。乡村少年挣扎进取的艰辛,拼命学习以求通过高考改变人生的压力,来之不易的参军机会等等,麦家将自己的身世、家庭、经历、好恶、困惑、恐惧、念想,如实道来,毫不躲闪。正如麦家所说,《非虚构的我》就是一个真实的我,“我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都是虚构的,但这本书有些甚至是我的微缩版自传,是对我过去走过的路的一种检点。” 谈到他的经历,他告诉《国家人文历史》的记者:“有一种人是在预定和设计中往前走的,另有一种人是稀里糊涂的,我属于‘另一种’。但是我想,即使是有预定和设计也难免峰回路转,人生最大的设计师肯定不是自己,而是‘他人’,是命运。” 人生最大的设计师是命运 麦家原名蒋本浒,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在他的记忆中童年都是苦难,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经常被游行批斗,他不敢出门上街,觉得丢人,走在街上也感觉所有人都在鄙视他。因为爷爷是基督徒,外公是地主,父亲是“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麦家说:“在那个年代,像我们这种家庭,就像今天一个家庭里既有人犯了叛国罪在坐牢,又穷得交不起学费,低人一头,低到泥土里。” 事实也是如此,被同学骂“狗崽子”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老师也会公开羞辱他。有一次下雪天,老师出去看雪了,麦家和同学在教室自习。雪花从窗户里飘进来,落在临窗而坐的他的脖子里。他下意识地缩紧了脖子,起身想去关窗户,刚好被从外面赏完雪进来的老师发现。老师走到他面前,问:“你要干什么?”他说:“雪飘进来了,我想关窗户。”老师问他:“是不是冷?”麦家点点头。老师却说:“你头上戴着两顶大黑帽还怕冷啊?” 小时候生长在农村的麦家,几乎没读过什么书,这也是“文革”那个特殊年代的普遍情况。12岁那年,他随父亲去一个亲戚家拜年,在亲戚家的灶房里,他发现了一本用来引火的《林海雪原》。这本不完整的书,就是麦家看到的第一本小说。对于这唯一一本书,麦家爱不释手,看得夜不能寐,翻来覆去几乎读了一个学期,最后很多章节都能背诵出来。 这样的遭遇,让他的内心非常孤独,没有朋友,让他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那时,农村的孩子很少有写日记的,没这种风气,也很少有这种教养。因此,麦家写日记在那个环境里是属于很另类的,另类得有点病态。他说:“我写日记就是为了满足倾诉需要。人天生有交流、表达的欲望,没人愿意跟我交朋友,日记成了我的朋友,有什么话我都跟它说了。我自己给自己创造了个朋友,它排遣了一个少年的孤独,也让这个少年对文字产生了亲近感。我后来写小说跟这段经历有很大关系,写日记是一种文字训练,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写日记我和文字建立了感情,我信任它,有话愿意以这种方式来说。” 麦家另外一种排解心事的方式,是在田里帮助父母做一些简单农活的间隙,独自对着水牛、大树以及稻草人说话。因此,1983年,当他在书店里第一次看到《麦田里的守望者》时,就被吸引住了,以为它写的就是稻草人,这也是麦家买的第一本外国小说。他记得:“没想到,在读过之后,塞林格在小说中的一些情绪很接近我当时的内心:孤独,苦闷,躁动,反叛。我更没想到小说原来可以像日记一样写。我从小就写了很多日记,这个发现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我也正是从此开始梦想写小说。” 现在回想起这些童年的记忆,麦家觉得:“正是因为童年受了这种伤,一辈子都要疗伤,我才会走上写作这条路。写作是疗伤的方式之一。” “文革”时期,读高中是需要组织上推荐的,而且名额十分有限。麦家的家庭成分不好,原以为初中已经是他人生求知途中的最后一站。但等到麦家初中毕业的时候,已经“改天换地”,取消了推荐制,改成考试了。 1978年正月初二,他初中的最后一学期开学前,父亲专门把他叫出门,去了几公里外的一所高中,也就是他后来读高中的地方。父亲带着他绕着学校的围墙走。一边走,父亲一边开导他,说:“以后读高中不搞推荐了,能不能考上,就看你的本事了。”父亲还告诉他:“文化像太阳光,火烧不掉,水淹不掉,谁也没收不了。” 原本因为没有奔头,读书很差的麦家,带着这句话去上学,完全变了个人,像换了一台“发动机”。因为“发动”得迟,麦家的语文一时追不上去,中考时只考了60分,低于全班平均分10分之多。数理化是可以突击的,考得很好,使他成了全班98个同学中,考上高中的五人之一。以至于,后来麦家的语文老师听说他在写小说,不相信,开玩笑说:“他能写小说本身就是篇小说。” 偶然成为情报官 1981年,高中毕业的麦家,因为数理化的成绩突出,偶然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无线电系。高考结束后,麦家有些沮丧地到医院参加体检,因为语文、政治的成绩不高,让他考入大学的几率降低了不少。天很热,等待体检前他在一棵小树下乘凉。不一会儿,出来一个戴眼镜的同志,50来岁,胖墩墩的,显然也是来乘凉的,站在了麦家身边。正是中午时分,树又是一棵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两个人有点困难,除非挨紧了。他由于自小受人歧视,养成了(也许是被迫的)对人客气谦让的习惯,见此情况主动让出大片阴凉。 这个中年人友好地对他笑了笑,还和他攀谈起来。聊了几句,麦家才知道,原来此人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负责招生的首长。麦家立刻向首长表示,很愿意去他们学校,就是成绩差了些。首长问了麦家的总分,认为他的分数确实太低。但是,当首长得知麦家的数学是满分,物理、化学也分别有98分和94分高分时,惊疑地盯了他一会儿,又认真地问他,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麦家激动地说,是真的。五分钟后,麦家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体检,并且一路过关。五天后,麦家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签发的通知书。他感慨道:“如果不是体检时偶然地碰到那位招生官,也许没有学校会录取我。如今回想这一些,恍惚觉得自己是在写小说。” 进入这所学校学习之后,他才知道,自己考上的是一所秘密的军校,专门培养情报官,毕业后去了一支情报部队。“具体干什么,对不起,无可奉告。我曾经从事的工作,秘密是属于国家的,不属于我个人,我无权坦白。”谈起那时的工作,麦家的口气坚决而肯定,“现在都不能说更不要说当时,当时我的家人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即使跟他们说了,他们也无法理解。在他们看来,部队还不是军训、枪炮、摸爬滚打什么的。其实我在部队那么多年,只摸过一次枪,打过六发子弹,比民兵还不如。” 在这个神秘的单位,麦家虽然仅仅工作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却意外为他此后的写作打开了一扇大门。在这里工作的人,每天下班离开办公室,也都过着像普通人一样的日常生活,但其中却充斥着一些不为人知的规则和秘密。有件事让麦家一直难忘,常常提起。有次,他在办公楼下和别的处室的一些人打篮球。中场休息时,他和其中一个人聊天,被他的师傅在六楼看到,大声把他喊了回去。师傅告诉他,那个人是破译密码的,身上的机密度已经有22年。万一在聊天时,他把机密透露出来,听到的人也必须陪着他继续待在这里,直至该机密到了解密的年限。 听到师傅如此说,作为一个新来的实习生,麦家不敢再跟其他人交流,因为偌大的一个单位中,并不知道谁是破译密码的,谁的机密度是多少年。所以他对其他任何人的工作都不了解,没办法了解,更不敢去了解。不过在这个单位中,破译密码的人就是宝贝,都是来自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的高材生,起点高,智商也非常高,领导高看一眼。只要他们破译出一个密码来,从中央到军委的首长都会发文表彰,荣誉感是非常强烈的。 但在麦家的眼中,这些破译者的生活有时候也会让人觉得非常凄凉。他听说过一位女情报人员,长得非常漂亮,有无数人追求她,却终身未婚。25岁那年,她曾经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破译台湾海军另外一部密码就结婚,可是等她完成破译已经37岁了。而且,当她破译出来后,其价值已经将近等于零了,密码都有一个保险期,她破译出来的第二年,这部密码就作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