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图离开文字的文人

北京晨报：从这里也可以思考文人今天的处境。

张大春：我引用李白“固穷相”这句话，不是为了伤害李白的形象。重要的是在一个盛世之下，或者在一个繁荣复杂并且充满各种力量角逐的社会里，如果要进入权力场的核心，或者拥有比别人多一点的权力，高一点的地位，或者是可以多一点财富，恐怕都不是一个文人或者诗人所能够凭借他自己的学养也好，经历也好，所能达到的。更麻烦的一点，一个诗人到底应不应该具备这些宏大的野心，壮丽的气度。在我看来李白所有的梦想、理想、抱负都破灭，甚至导致他在57岁那年误投永王李凌的阵营，成为叛乱分子，国人皆曰可杀，只有杜甫写诗说应该怜惜他的才华。而李白所有错误的政治判断当然可能来自于他那个把春秋战国当成当代的世界观，可是更麻烦的是，作为一个文字的工作者，拥有了文字工作以外的更大的企图或者是想要有那些影响力的时候，他可能已经离开了真正的志业。

我们回头来看，李白留下非常多好的诗，但是这些好的诗不远及他留下了很多很糟糕的诗、肉麻的诗，甚至吹牛拍马的诗，但是你还是认为他是伟大的诗人，原因何在？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调和了民间的语言以及调和了流行的旋律和声腔。并且和他贴近的，最草根的这些歌楼酒馆的妓女、乐师、歌者在必须谋生的情况下，提供给李白在音乐性上的刺激，让他恢弘了整个唐诗的格局，否则唐诗大概可能永远只是考试格律诗陈腐无比的作品。李白的伟大在于他有很不伟大的企图而使他没有成功，而成就李白的那些伟大的音乐、那些歌者、那些乐师和妓女居于尘土，全部消失了。我们在李白的诗里面不应该看到李白是一个天才而已，而是一个天才如何结合当代最底层的人留下最自然而天真的声音。

把他们的诗改一改

北京晨报：写作该书给您带来了什么？

张大春：本来这个书是借着小说想要写出文学史，文学史太难看了，文学史难看的地方是，它好像朝廷的公报一样。我在想用什么方法把文学史，或者根本不是文学史概念的这么一个环境写清楚。这里面最吸引我的动机，是我觉得有很多，李白也好，高适、王之涣，王昌龄，我可以慢慢想出十几到二十个名字，他们有些诗写得很坏，所以我想给他们改，怎么改呢？他们是这么有名的诗人，他们又是这么伟大的先行者，没有他们我们今天连字恐怕都不见得认全。有一个办法，我写小说，所以在我的小说里面，我想尽办法把他们的诗改一改。像我最近做的事，把《菩萨蛮》这个词变成七言绝句，而且告诉你们，李白原先写的不是这个，但是为了唱变成了《菩萨蛮》。这种动机其实很不好的，在古人的生命或者血泪的痕迹里，好像再动一点小手脚，就是偷鸡摸狗了。但是小说如果能够进入到一个世界，而且全方位地去看这个世界里面的人，当时也未必看得清楚某一些角落，这个小说就有了更清楚的视觉和视角。这点常常会让我在写的时候发抖，自己会发抖。也就是，小说还能干这个，这么坏的事，或者说这么坏的事还这么有意义，或者说这么有意义的事情还可以做得这么不被人察觉。这是写小说对我来讲最迷人的地方。